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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毛時代晚期經濟政策的“左”與“右”

2019-10-30 17:33:42  來源:紅歌會網  作者: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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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80年代之后,以謠言支撐歷史書寫成為某些精英的努力方向,這個努力過程也顯著地影響了相當一部分人對于歷史的看書。謊言應當剝去,還歷史以真實。

  本文是在微群討論歷史話題的發言,稍加整理而成,主要就官場中間的“主流趨勢”與“投機潮流”,官僚組織內部的分工協作以及計劃經濟時代政策干預的主渠道,不同政見之間的聚訟焦點與各種觀點主張的現實寄托,以及事實證據、邏輯與結論的關系等方面,簡要回顧一下毛時代晚期經濟政策與執行過程中間的“左”與“右”問題。

  一

  有人說,毛時代的左派沒有能力治國,所以,不得不使用右派。這樣看來,似乎治國的人力資本被右派壟斷了,果真如此嗎?鄧小平、胡耀邦有能力?把一胎化的極端計劃生育政策,確立為基本國策,這樣的極端政策完全依據拍腦殼生產的謊言宣傳材料而做出,今天事后檢驗的結果,到底怎么樣?對了還是錯了?此種反智狀況說明一個簡單的問題:對立于人民且把人民視為消極因素的反動右派,很難具有真正的智慧。數學網友總結了一個“右派大笨蛋定律”,這個定律,在毛時代的官場也不見得就不適用。

  1979年,鄧小平等人為了邊緣化陳云,開始迎合地方官僚的投資饑渴癥,搞放權讓利讓各路諸侯都一起上馬辦企業,結果先后三輪投資都統統失敗了,這也叫有能力!這也說明,一個人如果私心太重的話,往往會投機心理占上風,決策或者政策選擇會偏離公認的常識。當然,官場機會主義的存在,給一些投機者以巨大啟示:順著官場機會主義的需要去操作,能夠得到最大程度的主動跟隨。也就是說,在一切政策中間,順應官場機會主義的政策,會在執行環節得到最高限度的落實。

  說右派能力強,一個主要依據是在官場受歡迎,說話有人聽,執行力占優。這個方面的差別,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陣線問題,在文革把階級與政治陣線完全明朗化的條件下,左右翼的在官僚階級中間的“市場行情”,是從屬于階級關系中間的對抗性與不兼容范圍的,是一個完全獨立于能力與智慧的事項。徹底否定文革之后,有些馬屁精宣傳,把這個現象說成是官員個體能力和得人心與否問題,這是否棄“階級斗爭為綱”的分析框架之后,搞張冠李戴式的因果捆綁。有些自居左翼,也抄襲這樣的分析方法及其結論,難道發現了什么新的事實依據嗎?據你們所知,四人幫到底在政治方面認識錯誤,還是參與過經濟決策提了錯誤意見?

  二

  甩開混沌不清的事實,人云亦云的傳言,還可以就官僚組織內部一般分工協作狀況,進行對照檢驗。共產黨執政時期的中國,擁有全球乃至人類歷史上最大官僚組織機器,任何個體在這樣的管理機器中間,都缺乏起碼的信息與知識去介入全部管理事務,不得不按照分工協作的規則參與一部分組織運作,再高級別的官員,再能干或者喜歡到處伸手的跨界行為,也有其最高限度。個體官員,都只能在這個官僚組織擔負一個方面的工作,從未有人能夠干預一切,或者能夠四兩撥千斤去發揮超常影響力。按照郭松民的說法“毛主席給了四人幫幾個人批判權,沒有給過執政權。”這個很符合事實。這幾個人也從未介入或者負責過經濟決策或者經濟主管工作,這些都是周總理和李先念等幾位副總理的職權和職責范圍。

  江青對毛主席抱怨過:九大之后她就是一個閑人,毛主席安慰她說:我也是看材料啊。從中央與國務院的具體分工看,四人幫中間張春橋主管過教育和意識形態,姚文元具體負責過編輯《紅旗》雜志和《人民日報》。那些抄襲官方宣傳資料的人士,也沒有出示新的證據能夠證明:江青等幾個人曾經插手過經濟工作,還產生過實際影響。至少在海量的深揭狠批四人幫的材料中間,至今也沒有披露過哪怕是一條令人信服的證據,說明這幾個人參與過決策或者具體執行過什么樣的極左經濟政策。

  就高官的個體能力和素質而言,毛時代的經濟體系,地方和企業運作中間的主動性較強,有一個較為穩固的微觀基礎。至于說某個上層的能干性,顯著促進或者促退了宏觀經濟表現,還真沒有發現過這樣的案例,而且,不要說一個國家,就算是一個企業,想要具備促進其市場表現的顯著提升,哪怕是技術進步業已到位的條件下,按照小錢德勒的看法,也得進行成功的“三重投入”(設備和廠房等硬件投入、市場購銷網絡的建設以及管理結構方面的投入),在三重投入中間管理結構投入耗費時間最長,平均而言一個企業在技術成熟后到形成市場競爭優勢,管理結構投入需要大約十年時間。

  一個高級別官員,做幾次講話,甚至還來不及完成決策程序或者政策下達,能夠在幾個月或一兩年內,就能夠顯著促進或者促退宏觀經濟實績,這是神仙也做不到的——一個神仙也沒有能力創新性地改變大部分“非神仙下屬”及其所在的管理結構。宣傳干事或者秘書寫的“首長英明偉大”之類的材料,看看就好,要真是信了,那就是反智了。而六七十年代的經濟運作實績,恰好說明,文革期間在絕大多數省區執行軍管職能的老軍頭們,雖然建國后一直身居軍營,外在于經濟管理過程也因此極度缺乏經驗,但他們還真的沒有把經濟弄壞成咋樣,與劉鄧陳云這些被吹得很高的執政團隊相比,也沒有見到他們差到哪里去。甚至,因為這些軍官對于教育和醫療行業沒有定見或者偏見,他們在地方主政時期,沒有主動和積極地去妨礙農村合作醫療事業與小學教育的普及過程,基層小干部們就能夠起來熱切地響應成功經驗,結果短期內就普及了,這應該算是一個“外行們”的“消極”貢獻。而文革剛剛一結束,衛生部和教育部一經恢復權力,官老爺就要按照他們的思維定勢來搞,結果農村教育和醫療事業就陷入快速的萎縮趨勢之中。

  上面分析過:四人幫這幾個人都不在經濟管理部分任職,也為發現他們的主張進入決策或者政策執行過程。他們發揮自身影響的主要方式,主要是作為批判者或者宣傳者在起作用,也就是說,他們透過宣傳發布的觀點如果需要產生實際作用的話,還必須透過決策與執行環節,如果僅僅只是有某種觀點的話,那實際影響就很有限了。

  三

  當然,如果拒絕獨立思考,同時也拒絕深入搜尋準確的事實材料,僅僅依靠閱讀深揭狠批四人幫時期的宣傳材料,還是很容易得出誰誰極左印象的。問題反而是:那些東西說的是事實嗎?要做點驗證,普通人進不了中央檔案館,但如果他們的觀點和主張至今依然只存在于檔案館——那就說明他們的主張對于現實的影響為零,因此,一個人的思想主張必須見之于社會現實之后,才能夠干預現實。而在計劃經濟時代,一個人的主張要發生影響,最重要的渠道是透過預算和投資分配、財稅和金融政策去發揮作用,否則對于實體經濟的運作就影響不大。這樣一來,我們就能夠獲得驗證某個人或者某一群人的思想主張是否發揮過作用了,作用到底是大還是小。

  我們可以對照檢驗一下姚文元主編《紅旗》雜志和《人民日報》,上面推出的正面文章和負面材料,各有些什么,到底是左了還是右了?如果降一等的話,與張姚關系密切的朱永嘉等人,主編了上海的《學習與批判》等雜志,他們在宣傳陣地上又肯定或提倡了些什么,這些材料雖然對于實體經濟運行影響不夠直接,但肯定能夠說明他們的一些經濟主張,查閱這些文獻,能夠發現,文革期間支持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推廣鞍鋼憲法(檢索光盤,發現1968年《人民日報》第一次出現主題包含鞍鋼憲法的文章,1978年最后一次出現),宣傳工農業高漲的各種先進典型,始終是占主流報道,批判歪風邪氣的文章也有,但極少且很有節制,多針對小概率的極端案例(多為接近于犯罪的惡劣案例),這很少會構成真正的思想障礙或者禁區。

  是否支持社隊企業的發展,在毛時代的經濟政策辯論中間,占據中心位置。這個方面的分歧,包含著是否支持向地方放權,是否肯定農民辦工業的權利——這個權利是當時沖擊一統天下的經濟計劃的主渠道。對于今天聞名世界的華西村,1970年之后《人民日報》幾乎每年都有一次正面報道,1975年上海的《學習與批判》還發表過長篇的實地考察文章,并配有手繪圖。

  毛時代是公有制企業的一統天下,這個方面沒有不同政見,具體政見分歧集中于是否支持中央計劃獨斷天下,以及對計劃外的“準市場經濟”的寬容度——對集體企業尤其是社隊企業的支持度。在這兩個方面,姚文元他們是支持毛主席“公社辦工業”的主張的,支持集體工業肯定就要部分地肯定準市場經濟——這沒有別的原因,集體企業規模小,多數不能列入國家計劃,其產供銷一開始就得面對市場。去看看姚文元主持編輯的雜志和報紙,發過多少肯定社隊企業的文章和先進典型。恰好相反,毛時代反對農村社隊企業,反對準自由市場的是陳云李先念鄧小平等人,他們死抱住建國初期反對通貨膨脹的老經驗不放,什么經濟流與貨幣流都想要監控住,認為放開這個部分會沖擊宏觀經濟計劃;1970年代很多大國企,囿于投資計劃的嚴苛與招工制度的僵化,往往與農村社隊工業聯手,把部分生產環節外包出去——此即所謂的“廠社掛鉤”,結果國企在沒有新投資、新廠房與新招工計劃的情況下,生產成倍地擴大,上海的自行車等行業的產能急劇擴張,就是這個模式;與此同時,郊區羅店公社等地,出現了一批年產值千萬量級的社隊企業。

  不僅如此,相當部分社隊企業的產品還直接進入市場,并不經過國家計劃和商業渠道,短缺經濟時代這些產品與貨幣的相向流動,主要是由產品銷售地向產地派駐“采購員”的方式,建立起來的穩定聯系。當時社會安定,騙子很少,銀行等機構那時還有些積極的服務精神,為此創造了“托收承付”以及后來的“托收無承付”等結算方式,服務于社隊企業的產品實現需要。所謂托收無承付就是無需付款方事先的正式承諾(無需正式合同與蓋有公章的承諾書),僅僅憑借采購員手寫的提貨收據,銀行即可代辦委托收款業務;到了1970年代后期,毛周去世后李先念的發言權大幅度上升,他對此深惡痛絕,發表公開講話反對“采購員滿天飛”“白紙條滿天飛”,此后銀行停止過一段此類業務。

  據老田所知,上海地區的銀行與稅務部門放下架子,深入工廠調查研究,尋找新的服務空間,與上海造反派黃金海(紡織廠六級老工人)有關,他進入革委會且參與財貿管理之后,狠批銀行、稅務和商業部門對工廠和消費者,是長期的老爺作風與修正主義架子。此后上海地區銀行、稅務和商業部門,多有下廠勞動和調查如何提高服務水平,上海南京路的24小時商店營業試點,銀行的新業務均與這一新的努力方向有關。應該說,這些加強老爺部門服務水平的努力方向,恰好是王張江姚所支持的文革勝利象征和“新生事物”,其出現多與造反派進入官場且狠批官老爺惡習的推動過程有關,對此持明確反對態度的恰好是那些“一貫正確”的老干部群體。在這幾個至關重要的方面,四人幫與毛主席一致,顯屬觀點偏右,陳云李先念包括鄧小平到是真正的“左派”。

  文革后揭批四人幫時期,說上海與河南都是四人幫影響的所謂重災區,是所謂的“造反派掌權”的地方。但是,文革期間經濟增長,恰好是這兩個地區在全國領先,這也應該能夠說明相當一部分問題。

  四

  至于說四人幫在政治局會議中間很猖狂,這個是徹頭徹尾的捏造。1970年廬山會議之后,張春橋就對上海市革委會的一班人說過:“以后上海穩著一點,讓遼寧去出頭。”一個人心理再強大,與千萬人作對心理負擔還是很沉重的,更何況,文革晚期就連毛主席也采取守勢,且對各路對手讓步,預備“和平移交”。

  難道四人幫對此現實力量對比完全無知,誰誰還漲勢了?親歷者可沒有見過這樣的事情,我訪問過傳說中的王洪文秘書肖木,他說自己參加過的多次政治局會議,從未出現過任何一次后來宣傳的那種劍拔弩張狀態,也從來沒有存在過所謂的江青威逼誰誰。說四人幫很猖狂,連鄧小平都不會同意,她女兒寫的《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間,就說她父親英明偉大的證據之一,就是敢于跟四人幫作斗爭,還不是防守型的而是進攻性的斗爭,甚至,連王海蓉唐聞生諸人都投機參加了這樣的進攻斗爭過程。鄧力群的回憶錄中間,也說鄧小平之設立國務院研究室和辦刊物,就是為了奪取四人幫分工掌握的意識形態權力。

  應該說,在官場中間,文革晚期的一般態勢是“反文革派”成為主流,四人幫處于弱勢和守勢狀態。這與四人幫的選擇和站位方式有關,他們這幾個人的主要特點是與官場主流相捍格,他們一貫不選擇順流而下而是逆流而上,這就決定了他們很難選擇投機與迎合,從而,不僅在分工決策方面對經濟事務介入不多,在執行層面也不可能贏得很多自愿追隨者。這就決定了這四個人對于官場的影響不大,無論是決策還是執行鏈條上,都是如此。

  四人幫等人行使批判權,總的來說是目標對準走資派,是批判矛頭向上而非向下,從來都不是拿舊統治階級或者工人農民的個體行為作為批判對象的。恰好相反,文革期間把“黑五類”或者非公經營作為打擊對象,一貫是太子黨及其父母支持的“轉移運動大方向”的策略。派工作隊下農村去“割資本主義尾巴”,全國性的運動是在1975年,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是1975年9月召開的,鄧小平就是在這個會議上講的農業要整頓的,而割尾巴是作為“農業要整頓”的一部分內容而推下去的,據柳隨年等人的《中國人民共和國經濟簡史》,為執行鄧小平的整頓任務,下派了上百萬的工作隊。這與文革初期的工作隊一樣,也是專搞“形左實右”的,這與與否定批評走資派的“乾坤大挪移”方案,內在邏輯完全一致。

  至于說學大寨導致平原造梯田的投機亂來,是胡耀邦批示宣傳的,沒有任何實際的根據。至今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哪里的農民和基層干部發過神經,在平原上修了梯田的。老田自己就是職業農民出身,很清楚修一畝梯田要花多少工,每畝667平方米,2米梯度就需要搬動1300多立方米土石方,這就需要數百個工日,如果想要保留熟土在上避免減產,則需要來回搬運這部分土壤,一畝梯田起碼需要近1000個工日。說白了,就算是你說的天花亂墜、頑石點頭,我也不會相信農民和生產隊干部在平原上修梯田的,農民就算都是些蠢豬肯定也不會去做這種無用功——至少也不會去干累死累活還會減產的事情的。

  閱讀《杜潤生自述》發現,硬說學大寨導致平原修梯田,還說農田水利建設都是毀林開荒和圍湖造田的破壞環境行為,這些都是胡耀邦靈機一動決策、馬屁精記者執行的,這些想當然的宣傳材料雖無實際依據,但是能夠達到抹黑集體農業、為分田政策開路的目的。依據胡耀邦確定的那個宣傳口徑,把農民說成是只會跟風投機的蠢豬,試問:農民有投機的必要嗎?能夠撈到什么好處?提職加薪還是評上先進?何況,要農民修平原梯田,當時強體力勞動每工日按0.5元的低標準計算,每畝至少得給500元以上(僅僅考慮工費,不考慮減產損失),才能夠保證口糧錢不虧,誰出這筆錢給農民?

  說白了,政治投機在官場和學界還有些可能,例如那個人民日報名記者范某人,在宣傳和否定大寨時期都跳得高,都很積極,這樣的反復投機無關他對事實的體認,僅僅服務于迎合政治需要,沒準新領導一高興就能夠提職加薪,壓倒同儕然后一個人先爬上去。農民投機誰給收益?有什么必要投機?這些都是坐在書齋里瞎想才會出現的。

  農業學大寨說的很清楚,修建高產穩產農田,是要把“三跑田”修成“三保田”,然后推行“三深法”(深耕、深鋤、深種)耕作,什么時候都沒有簡單化為只要修梯田的。各種關于學大寨的文獻中間,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建設高產穩產農田,實現糧食增產,從未有任何一篇文章說只要修梯田就行了。要不是除了胡亂幫的宣傳材料就一無所知之外,要是認真讀過任何一篇宣傳大寨經驗的文章或書籍,就不會一板正經地硬要在這里代理推銷胡耀邦的亂邦宣傳內容了。

  相比較而言,大寨倒是真抓實干,否定大寨的那群人完全是造謠和放空炮,這些亂邦宣傳員的目的是不言而喻的,后果今天我們也看的更清楚了:他們那伙人到底是為了對極左糾偏?還是用編造謠言的方式去否定務實的農村政策?今天難道還暴露得不夠清楚嗎?

  五

  說大寨主張不堵住資本主義的路就邁不開社會主義的步什么的,還說大寨主張大批促大干,都是否定大寨時期,捏造強加在陳永貴頭上的。按照這些宣傳材料所營造的印象,似乎農民都不愿意老實干活,專搞運動和空頭政治。其實對照檢驗一下不難,陳永貴本人發言留下來的不少,看看他自己說了些什么,又有些什么樣的看法,看看1971年韓丁訪問陳永貴的訪談(見韓丁《深翻》之八十三《沃土豐收》),非常務實和實際,不僅沒有左,還很有點右。

  而且,就算是陳永貴與郭鳳蓮說了些什么,難道他們說過的就成了國家層面的決策和政策,能夠代表毛時代左派的主張?非毛化時期還宣傳說毛時代只重視投資不重視消費,也引1963年大寨救災時期提的口號“先治坡,后治窩”為證。農業需要搶季節,不得不如此安排,否則過了季節,一年的收成就沒有了,試問這樣的口號上升到國家投資決策層面并執行了嗎?誰上升的又是誰執行的?這算是毛時代不重視消費的合格證據嗎?之所以有這種張冠李戴的情況,說明那伙亂邦宣傳員,實在是找不到像樣的證據了。所以,發言或辯論的最基本要求,是尊重事實和邏輯,僅僅憑著深揭狠批時期的宣傳印象說話,還要強作解人,這就無意之間充當亂邦宣傳員的傳聲筒了。

  在整理昨天群里辯論“四人幫極左”的爭論內容時,發現一個奇跡般的耦合:當年非毛化或者揭批四人幫時期,因為找不到四人幫干預經濟搞極左的證據,就搞張冠李戴把宣傳大寨時期一些記者的口號化說法,扣到毛主席或者四人幫頭上,說那些就是他們在經濟上搞極左的證據。幾十年過去了,這個方面的證據匱乏局面沒有絲毫改變,很多群友都不是專業研究經濟史的,更沒有發掘出多少靠譜的材料,去完成當初的殘缺論證過程,補全證據缺陷。

  群友們之間進行類似的辯論,當然也未能免俗和脫俗:只要你堅持四人幫極左這個判斷,然后你就肯定找不到證據,去證實你的結論,然后,你就一定得回到“非毛化時期”的張冠李戴策略上,結果,辯著辯著,就從四人幫“大跨度”地扯到大寨身上了。

  看來,無論在什么層次展開的相關辯論,都同樣地受制于證據的極度匱乏,最終都“不得不”回到最初階段那個“張冠李戴”的策略上去。昨天的群友辯論,不過是在較低的非專業層次,再一次驗證了這個結論:除了張冠李戴的手法之外,真找不到像樣的證據證明“四人幫極左”。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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