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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強 | 經濟學“西化”:蘇聯亡黨亡國的一個重要原因——由“500天綱領”引發的思考

2019-11-13 14:57:17  來源:山東社會科學  作者:何干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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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強 | 經濟學“西化”:蘇聯亡黨亡國的一個重要原因——由“500天綱領”引發的思考

  20年前,蘇聯是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解體的,究其原因,不能不反思經濟學“西化”所起的惡劣作用。經濟學“西化”,是指經濟學的西方資產階級化,主要是指在社會主義國家,原本在經濟改革和發展中占指導地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資產階級經濟學所取代。經濟學“西化”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自身的發展中批判地借鑒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某些有用成分是根本不同的兩回事。后者立足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自身的豐富和發展,而前者則屬于經濟學階級性質的蛻變。馬克思在《資本論》序言中曾深刻地揭示過經濟學的意識形態屬性或階級性:

  【“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1]】

  就是說,政治經濟學研究人們之間的物質利益關系,它總是代表一定階級的物質利益的。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指導改革,勢必維護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堅持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2]而用資產階級經濟學來指導經濟體制改革,則必然助長資本主義剝削關系,危害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導致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被瓦解,乃至亡黨亡國。充分認識經濟學“西化”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瓦解作用,是研究蘇聯解體原因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視角,它對我們吸取教訓,在經濟學領域自覺劃清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的界限,堅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具有不可低估的重大意義。

  一、“500天綱領”:經濟學“西化”結出的毒瘤

  放任經濟學“西化”的嚴重后果,集中體現在蘇聯解體前出籠的“500天綱領”上。它是蘇聯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與國外敵對勢力聯手瓦解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行動綱領。

  “500天綱領”得名于一份叫做《民主俄羅斯》小報上刊載的《國家向市場關系過渡的500天綱領》。[3]這份小報長寬相當于現在的A4復印紙,正文14頁,連同封面、封底共計16頁。封面上方,在“民主俄羅斯”藍色大號字的報頭右邊,寫著幾排黑色小字:“這份報紙向所有認為不能這樣生活的人發行”;報頭下邊,也寫著一行黑色小字:“俄羅斯民主力量的報紙”。封面通欄藍色大標題分兩行:第一行是特大號空心字“綱領”;第二行左邊是更大號的實體字“500天”,右邊是“國家向市場關系過渡的”四行黑色字。通欄大標題下方,印有滿面春風的葉利欽和他的幾位幕僚跨步行走的黑白照片。小報最后一頁封底,印有一副漫畫,一位戴禮帽、縮頸脖、雙手拎提包的人,背后有兩只相反指向的大手,似有何去何從之寓意。在蘇聯解體的前一年,1990年10月間,這張小報在莫斯科大量發行。我當時在莫斯科普列哈諾夫國民經濟學院訪問進修,就是在地鐵門口的報攤上買到它的,價格是50戈比(0.5盧布)。

  其實,這份小報刊登的“綱領”只是名為《向市場過渡構想與綱領》這部書的濃縮版。該書由時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和自由化勢力的代表人物葉利欽共同決定組織撰寫。寫作班子以蘇聯科學院院士沙塔林為首,有彼特拉科夫、亞夫林斯基、阿列科薩申科等經濟學家,共13人組成,撰寫過程中還邀請了各加盟共和國的一些代表參加。該書從1990年8月2日開始撰寫,8月31日寫成,當年9月初出版發行,為白色16開本,共計240頁。[4]全書分為一個導言和五個部分:

  ——導言標有“人、自由、市場”三個關鍵詞,是寫作班子關于綱領的說明。起首寫道:

  【“這個綱領只是在改革的條件下和充分處于1985年開始的政策軌道上才能夠產生;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是制定綱領的發起人;也只有在他們的共同支持下,才能實現綱領。”[5]】

  ——該書五部分的標題分別為:

  【“第一篇:作為主權共和國經濟聯盟基礎的轉向市場經濟的綱領的構想”;“第二篇:本綱領基本構成部分的內容”;“第三篇:建構的政策和轉換”;“第四篇:經濟改革的立法和組織保證”;“第五篇:附錄”。】

  《民主俄羅斯》小報上的濃縮版分別摘錄了該書第一篇、第二篇和第三篇的部分內容,雖然占全書不到20%的篇幅,但是,卻更具有改革行動綱領的性質。這個濃縮版共計16個段落,可分為三個部分:

  ——前面7段為第一部分,摘錄于第一篇,文中標題分別為(標號系筆者所加):一、(1)“改革的目的”;(2)“主權國家的經濟聯盟”;(3)“轉向市場經濟的邏輯和階段”:(A)“第一個100天:非常措施綱要”,(B)“第100至250天:價格的自由化和嚴厲的財政金融約束”,(C)“第250至400天:穩定市場”,(D)“第400至500天:開始高漲”。

  ——中間5段為第二部分,摘錄于第二篇,標題分別為(標號系筆者所加):二、(1)“扶持企業家活動”;(2)“價格形成政策”;(3)“生活水平、社會保障、勞動工資”;(4)“勞動市場”;(5)“影子經濟(或譯為黑市經濟)”。

  ——最后4段為第三部分,摘錄于第三篇,標題分別為(標號系筆者所加):三、(1)“農業政策”;(2)“土地改革”;(3)“住宅改革”;(4)“非市場成分”。

  由于這個濃縮版摘錄的是《向市場過渡構想與綱領》這部書的核心內容,所以,“500天綱領”也可以作為這本書的簡稱。[6]從刊載濃縮版的這張《民主俄羅斯》小報封面上的照片來看,濃縮版顯然更集中地體現了以葉利欽為首的所謂民主力量實質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的利益訴求和囂張氣焰。從上述這本書和濃縮版的大小標題來看,很清楚,“500天綱領”就是蘇聯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在戈爾巴喬夫的支持下,要在從1990年10月1日起始的500天之內,分四個階段,通過各種“非常”的政策措施,徹底改變蘇聯國民經濟的基礎和結構,轉向所謂市場經濟;實質是轉向資本主義經濟。

  “500天綱領”濃縮版的第一句話強調:

  【“迄今人類尚未找到任何比市場經濟更有效的經濟。”】

  這表明,它根本否定人類社會已經誕生的社會主義制度能超越資本主義制度,根本否定十月革命勝利后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顯示出的社會主義制度推動經濟發展的優越性。人們看到,在濃縮版“轉向市場經濟的邏輯和階段”和500天內要采取的“改革”措施的行文中,貫穿始終的有兩個關鍵詞,就是“經濟非國有化”和“私有化”。《向市場過渡構想與綱領》這部書的導言(由寫作班子撰寫)毫不掩飾地申明:

  【“人權在所有制上的實現要靠非國有化和私有化,靠國家財富轉交給公民。”】

  這集中地體現出“500天綱領”的顛覆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的目的和資產階級性質。我們說,“500天綱領”要轉向的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是毫不夸張的。

  值得一提的是,“500天綱領”公布前,寫作班子專門去征求過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的意見,并得到了認可。[7]難以想象,一個關系社會主義國家前途命運的經濟改革綱領,竟然要去征求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的意見,足見蘇共領導在改革中已經不問“姓社姓資”了,已經迷信于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了!應當說,“500天綱領”是蘇聯經濟學“西化”結出的毒瘤。眾所周知,它的問世加速了蘇聯經濟、政治的全面危機,出臺400天還不到,蘇聯就解體了。事實證明,經濟學“西化”具有極大的危害性。

  二、經濟學“西化”危害性的主要表現

  “500天綱領”是在蘇聯紅旗尚未落地的前一年即1990年炮制的,當時它還不能不用迷惑人的語言掩蓋其反社會主義的目的。然而,我們只要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作些分析,就不難看出,它滲透著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基本觀點,具有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性質和特征,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必然造成嚴重的危害。

  (一)把“非國有化”和“私有化”作為改革的首要方針,把構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作為改革的目的。

  “500天綱領”雖然宣揚“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實現“公民的經濟自由和在此基礎上創造有效的、能保證國民經濟的不斷發展,并使國民的福利達到足夠水平的經濟制度”,但這完全是空話。因為它強調,在“第一個100天”的“第一天就要采取立法行動”,實現“經濟的非國有化”,發展所謂“公民所有制”。“除了由國家占有的對象之外,保證自然人和法人(蘇聯的和外國的)在任何財產形式上的所有權”。“法律保證勞動者有權帶著份地和在積累中屬于他的那部分財產,自由退出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在“第100至250天”,要求“各共和國委員會和聯盟國家財產基金組織強化經濟的非國有化過程”。在“第250至400天”,要求“繼續強化非國有化過程”。在“第400至500天”,要求“加速非國有化和私有化”。可見,摧毀公有制這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乃是“500天綱領”貫徹始終的基本方針和核心內容。按照常理,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體制改革與維護社會主義根本制度不應當是對立的,但“500天綱領”卻通篇不提社會主義公有制,甚至不使用社會主義這個概念,[8]但卻用“短缺”、“命令經濟”、“集權主義”、“專制主義”等貶義詞,根本否定社會主義制度(而不是辯證地揚棄具體體制的暫時的缺陷),把傳統體制可以通過改革糾正的缺陷,夸張為根本制度本身的無可救藥,足見其目的根本不是改革管理體制,而是要改掉根本制度,要徹底瓦解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建立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

  (二)混淆經濟形態的一般與特殊,用轉向市場經濟掩蓋轉向資本主義經濟。

  “500天綱領”的炮制者運用的一個十分隱蔽的手法,就是將轉向資本主義經濟的真實意圖掩蓋起來,而大講轉向市場經濟。其實,西方經濟學中的市場經濟概念指的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唯物史觀認為,市場是表現交換關系的范疇,其真正含義指“流通領域本身的總表現”,[9]經濟則是指“生產過程本身”,[10]所以,現實的市場經濟總是與一定歷史形式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結合在一起的。在現代條件下,現實發達的市場經濟,要么是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結合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要么是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結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然“500天綱領”強調非國有化和私有化,它要轉向的就必定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翻開近現代經濟思想史,資產階級經濟學產生以來的通病,就是混淆商品貨幣一般交換關系和資本主義所有制關系;在闡釋資本主義經濟時,總是撇開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講市場經濟,總是用一般流通關系掩蓋資本主義剝削關系,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深刻揭示過的。“500天綱領”只使用市場經濟范疇而不直接使用資本主義經濟范疇,這種掩蓋真實意圖的手法,恰好表現出了它在經濟學上的“西化”性質。

  (三)突出“企業家”的經濟地位,實質是要培育資本家階級。

  表明“500天綱領”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是它把“為市場關系的關鍵人物——企業家的發展創造適宜條件”,作為轉向市場經濟開始階段的“最主要的任務”;把企業家獲得“最大限度的自由”作為“有效發揮市場經濟作用的”前提條件。要求國家“扶植企業家活動”,原則是“未被禁止的一切都允許”。按照詞義,企業家原本是與教授、醫學家、藝術家、文學家等各行各業的知識專家同等的概念,他的社會性質則取決于他在生產關系中的地位。在社會主義企業中,企業家本該是工人階級或總體工人中的一員,同時又是企業管理的專家。但是“500天綱領”中的“企業家”卻是資本家的隱蔽用語。因為它要求國家對“大型企業、中小工商業和服務企業、住宅基金和住宅建設”推行“非國有化”,“對私人雇傭勞動力的規定定出細則”,“確定以推動創建新企業為目的的私人信貸規則”。這就很明顯,它是要通過“扶植企業家活動”,在摧毀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同時,培育出大批對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起關鍵作用的資本家。毫無疑問,作為管理專家的企業家對于搞活企業、推動生產力發展能起重要作用,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的是能夠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企業家,而絕不是與工人階級根本對立、剝削雇傭勞動者的資本家企業家。用培育私人“企業家”來掩蓋培育新資產階級的意圖,這又體現了“500天綱領”炮制者的資產階級虛偽性和欺騙性。

  (四)鼓吹抽象的人權和自由,否定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對勞動者權益的根本決定作用。

  “500天綱領”全書的導言圍繞“人、自由、市場”三個關鍵詞展開,集中表現了其資產階級的靈魂。資產階級歷來宣揚抽象的人性和人權、抽象的自由和平等,在反封建制度的進步時期是這樣,在新的歷史階段為了顛覆無產階級專政,仍然是這樣。由于在跨越若干歷史時代的商品貨幣關系中,存在著平等、自由、所有權等一般要求,廣大群眾不容易弄清這種一般的價值觀和資本關系決定的剝削性質價值觀的本質區別,看不清后者要求的其實是“平等地剝削勞動力”的所謂人權和憑借占有的生產資料擁有“榨取他人勞動和剩余勞動的合法權和強制權”。[11]資產階級宣揚超越歷史時代的抽象的人與自由,宣揚“普世價值”觀,最容易攪渾商品貨幣所有權關系和資本所有權關系,最容易攪渾兩種性質不同的人的權利關系,因而最有利于迷惑和煽動廣大善良的人們,達到他們奪取政權的目的。但是,只要對照現實就不難發現,有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和剝削雇傭工人的人權和自由,就沒有工人階級共同占有生產資料、自主聯合勞動和按勞分配的人權和自由。“500天綱領”鼓吹,只有私有化的市場經濟才能實現人權和自由,具有極大的欺騙性。它強調占有私有財產的人權,卻絕口不提工人階級和勞動者維護國家財產的人權;它強調“企業家活動的自由”、“價格的自由化”、“消費者選擇的自由”,也就是強調生產領域資本家的自由和市場交換的自由,卻絕口不提工人階級和勞動者通過何種途徑實現民主管理國民經濟和企業的自由。實際上,它強調非國有化和私有化是構建市場經濟的基本條件,也就根本否定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賦予勞動者的基本人權和最廣泛的自由、民主權益。

  (五)貫徹新自由主義,實行經濟賣國主義。

  “500天綱領”不僅體現了資產階級經濟學歷來的一般特征,而且打上了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時代特征。這突出地表現在迷信和照搬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上。新自由主義鼓吹私有化、國家非調控化、國際貿易和金融自由化,用市場萬能、經濟徹底開放才能發展等謊言,對內維護金融壟斷資本階級利益,對外維護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破壞別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民族經濟自主權。“500天綱領”吹噓市場經濟“創造了人的自我實現、提高勞動和經營積極性的強有力的動因,急速地加快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它本身具有的自我調節機制,為所有經濟主體行為的最佳調節、合理地利用勞動的、物質的、金融的資源、平衡國民經濟提供了保證”;“它將在沒有國家方面的特別作用下,使生產面向滿足個人和社會需求,創造勞動和企業經營的動力……”,可見其完全貫徹新自由主義,所推行的是一種排除國家對直接生產過程進行計劃調節的、完全讓市場自發起作用的自由市場體制,這即使從資產階級宏觀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也是一種倒退。“500天綱領”根本無視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經濟全球化的事實,竭力鼓吹蘇聯經濟應“與世界經濟體系連成一片”,要求“在進行私有化(直接出售股票、提供股票抵償債務)時,從一開始就特別注意吸收外國資本”;宣揚“按照國際慣例”,“外國法人和自然人在平等的條件下同所有生產者一起在國內市場進行活動”;“實行外匯自由買賣,開放外匯賬戶”,放任外國資本自由進出本國。按理來說,實行經濟的對外開放,為了維護國家經濟和政治安全,應當加強國防和國家安全工作,可是“500天綱領”在“第一個100天:非常措施綱要”中,就提出“給國防部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撥款縮減到20%”(即縮減到原來財政撥款的20%),這就明顯地暴露出綱領的炮制者根本無視民族經濟和國家利益。他們推行的經濟自由主義,實質上是一種迎合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經濟賣國主義。

  (六)推行民主社會主義,模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福利制度。

  “500天綱領”為了贏得人心,不能不宣揚改革的目的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在具體方式上,卻在鼓吹私有化、發展勞動力市場(實質是雇傭勞動制度)的基礎上,搬用現代西方福利主義經濟學,采取民主社會主義的改良主義經濟措施,也就是“私有制加公共財政再分配”。民主社會主義認定,私有制有效率,由此產生的收入分配不公,可以運用公共財政的再分配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來解決。“500天綱領”提出,“為了保證生產的高度經濟效率,需要國家和社會的調節,以便超前修正諸如生產的不穩定、過分懸殊的社會差別等不良后果”;其強調國家要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的新因素,主要是“以最低消費預算為基礎的最低生活費”、“失業者補助法”、“最低勞動工資法”等,這些措施都來自西方福利主義經濟學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其實,再分配關系是由直接生產過程中的初次分配關系決定的,而初次分配關系不過是一定社會性質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的表現和結果。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公共財政的再分配關系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盡管其中包括某種程度的對勞動者有利的成分,但是這種再分配關系不可能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決定的初次分配的基本格局,只能起某種緩和對抗性的勞資矛盾的作用,這是一種維護資本主義根本制度的、治標而不能治本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方法。

  可見,“500天綱領”作為蘇聯經濟改革的實踐原則和行動措施,滲透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只會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起根本性的破壞作用。

  三、蘇聯經濟學“西化”的原因

  蘇聯結出“500天綱領”的惡果絕不是偶然的。在一個共產黨執政70多年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指導方針和實踐原則卻要根據西方資產階級主流經濟學來制定,根本原因在于蘇共最高領導拋棄了唯物史觀的指導思想。他們迷信資產階級虛偽的“普世價值”觀,拋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知識界和廣大群眾淡化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為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的泛濫和侵蝕敞開了綠燈。

  (一)蘇共高層領導推行資產階級虛偽的“普世價值”觀。

  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在蘇聯取得主流和主導地位,這與蘇共領導拋棄唯物史觀,為資產階級虛偽的“普世價值”觀所俘虜有著必然的聯系。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利用新的科技革命推進生產力發展;總結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的教訓,形成國家宏觀調控方式;推行一定程度的社會福利制度,使資本主義的對抗性矛盾得到某種緩和,經濟發展顯現出某種活力。面對歷史的新變化,蘇共領導不再相信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本性和必然滅亡規律的客觀揭示,不再相信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優越性,不再問“姓社姓資”。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1988年在蘇聯和美國同時出版《改革與新思維為了我們的國家和為了全世界》,[12]公然宣揚“全人類的價值高于一切”。用這種唯心史觀的“新思維”看問題,就會盲目崇拜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把它們視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先進樣板;就會無視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的階級性質,把它視為對人類有利的現代經濟科學;就會無視西方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實質上吸收了社會主義經濟管理的先進經驗;就會無視西方國家推行福利制度的財政支出,實際上包含著利用國際資本壟斷地位榨取的發展中國家勞動人民創造的超額剩余價值;就會無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私人所有制與生產社會化的對抗性矛盾并沒有根本改變,反而更加深化并擴展到全球。在資產階級“普世價值”觀指導下,他們迎合西方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采取了否定階級和階級斗爭,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立場,竟然啟用波波夫、蓋達爾、亞夫林斯基這樣的一批完全迷信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精英”作為改革出謀劃策,放任他們大肆贊美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詆毀社會主義根本經濟制度;讓雅科夫列夫這樣的西化“改革派”進入蘇共領導核心,打擊、壓制站出來與西化“精英”作斗爭的馬克思主義正義力量。當年,蘇聯政府總理雷日科夫曾主持制定過“向可調節市場經濟過渡”經濟改革方案,這個方案和“500天綱領”曾同時提交戈爾巴喬夫,但是他卻表示,他更欣賞“500天綱領”。[13]足見作為蘇共最高領導的戈爾巴喬夫在放任經濟學“西化”中所起的惡劣作用。

  (二)經濟學界存在背離歷史唯物主義的嚴重傾向。

  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成為蘇聯的所謂主流經濟學,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蘇聯是1965年決定實行經濟改革的。[14]盡管說,探討改革的學術文獻中不乏一些從實際出發,主張公有制經濟與商品貨幣關系相結合的科學觀點。但是,占主流地位的,先是把社會主義經濟與商品貨幣關系對立起來,后來則轉向另一個極端,用市場經濟否定公有制經濟。這與蘇聯經濟學界存在背離唯物史觀指導的不良傾向有重要關聯。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任何時候,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系”,即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都是“整個社會結構”的“隱藏著的基礎”,而相同的經濟基礎可以由于各種具體因素在現象上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彩色差異。[15]可見,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所有制是基礎,其具體表現形式又是極為豐富的。然而;蘇聯經濟學界在戈爾巴喬夫當政之前雖然曾熱烈地研討、爭論過公有制問題,但是,這種探討主要停留在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兩種形式上,而對于這兩種所有制的勞動者如何憑借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適應現有生產力發展水平,通過何種途徑獲得有效的經濟價值,并通過何種流通、分配形式使經濟收入返還給勞動者個人,也就是對于這兩種所有制的具體實現形式卻缺乏深入的研究。在戈爾巴喬夫當政之后,經濟學界不再重視所有制這個至關重要的基本問題,而是在現代西方經濟學各種流派影響下,鼓吹“趨同論”,把公有制問題置于管理體制的研討之外,只研討國家與市場、集權與分權、資源配置方式等問題,并把美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作為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楷模。妖魔化“斯大林模式”,把公有制與“短缺經濟”劃等號,把公有制本身與舊體制劃等號,對蘇聯的原有經濟體制采取徹底否定的態度。這些傾向最終導致產生“500天綱領”,把經濟體制改革引導到徹底改掉公有制。

  (三)高校淡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教學和學科建設。

  高校是經濟學學科建設和知識傳授的主要陣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經濟改革中的指導地位,必須用馬克思主義指導高校經濟學的學科建設。但是,在戈爾巴喬夫的全人類價值觀影響下,蘇聯高校不斷淡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學和學科建設,以引入現代經濟學的名義,大量傳授現代資產階級的主流經濟學,這就使經濟學“西化”在蘇聯迅速蔓延,滋生出大量反社會主義的自由化“精英”。在改革中提升為蘇聯副總理、“500天綱領”的發起人亞夫林斯基就是高校的教師。我1990年10月至1991年3月在莫斯科普列哈諾夫國民經濟學院,深感大學生思想的蛻變。不少大學生說,

  【“社會主義,那是烏托邦”,“《資本論》這書過時了!”】

  蘇聯大學生思想普遍地“西化”,成為當時支持私有化改革的社會基礎,這是高校學科建設逐步“西化”、不少教師思想逐步“西化”釀成的后果。

  (四)放棄對廣大群眾的社會主義思想政治教育。

  經濟學“西化”能夠在蘇聯形成氣候,是需要一定的社會基礎的。由于歷史的原因,社會主義國家包括蘇聯都誕生在社會生產力水平較落后的國家,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戰后又出現新的發展,這就容易造成從表面看問題的普通群眾認為資本主義優越于社會主義的錯覺。本來如果加強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可以讓人民群眾認識到,正是走社會主義道路,才使蘇聯從一個比較落后的國家在不長的時間內變成能與美國抗衡的“超級大國”。社會主義經濟管理體制上的一些弊病,在堅持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完全可以糾正。可是,蘇共領導人卻用全人類價值觀沖淡了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教育,社會上普遍滋生出羨慕西方國家制度,追求資產階級享樂主義的情緒。我親耳聽到一位大學教授說:

  【“我爺爺的父親教育我爺爺要艱苦奮斗,我爺爺又教育我父親艱苦奮斗,到我們這一代,父親還是要我們艱苦奮斗,奮斗的結果呢?我們這一代享受到什么?”】

  其實,當時的蘇聯已是中等發達國家,五天工作制;火車臥鋪全是軟臥;蘇聯工薪階層周六一家人可以開著自家小車到郊區別墅度假;36戈比可買一公斤牛奶;感冒發燒到一定溫度,打個電話,醫務人員就可以趕來診治……,[16]與他們的前輩相比,人們對這樣的生活水平還不滿足,這令人驚訝。應當說,蘇共領導放棄思想政治教育,導致各階層出現追求享樂、不思艱苦奮斗的混亂思想,這也造成了經濟學“西化”的社會思想條件。

  (五)放任國際資產階級經濟思潮的傳播。

  資產階級經濟學具有隱蔽性和欺騙性,人們如果缺乏鑒別力,容易上當受騙。上世紀60年代以來,有三股來自西方的資產階級經濟學思潮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體制改革造成了沖擊:

  一是新自由主義思潮,通過新制度經濟學,宣揚私有制市場經濟的優越性。

  二是民主社會主義思潮,通過福利主義經濟學,宣揚只要通過公共財政再分配調節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就可以解決收人不公和社會不穩這種其實是資本主義私有制造成的問題。

  三是制度“中性”和“趨同論”思潮,通過比較經濟學,反對按照生產資料所有制來劃分經濟制度,宣揚用動力、決策、信息等經濟運行機制來劃分經濟制度的優劣。

  應當說,這些經濟學不是沒有某種可供借鑒的成分,但是,它們都不是建立在唯物史觀基礎上的真正科學的經濟學。迷信這些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就會忽視生產資料公有制這個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經濟基礎,就會混淆經濟管理體制與根本經濟制度,就會對私有化主張失去警惕,就有可能把改革等同于“改掉”公有制。蘇聯在戈爾巴喬夫的全人類價值觀的慫恿下,對這些資產階級的經濟思潮不加分析批判,全盤照搬,終于釀成了苦果。

  四、深刻的教訓

  上述分析表明,唯物史觀揭示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作用與反作用的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當資產階級經濟學成為蘇聯經濟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之后,它作為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必然對蘇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基礎起瘋狂的瓦解作用,從而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導致亡黨亡國。在蘇聯解體二十周年之際,我們應該吸取蘇聯經濟學“西化”的深刻教訓,防患于未然。應當牢牢記住,只有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才能保證中國經濟沿著科學的、有利于最廣大人民利益的軌道發展。因此,必須遵循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精神,劃清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的界限,堅決糾正目前存在的一些嚴重認識誤區:

  ——絕不能認為西方經濟學是搞市場經濟的,改革開放就要依靠西方經濟學。盡管我們對資產階級經濟學應當采取辯證的揚棄態度,借鑒其有用的成分。但是,必須充分認識到,西方經濟學是以私有者眼光分析市場經濟的,是一種停留在經濟表面的、片面的、具有主觀性的經濟學;它不懂得勞動的二重性這個認識市場經濟的基本觀點,因而弄不清商品流通與貨幣流通的因果關系,弄不清商品流通與資本流通的共性、聯系與區別,弄不清貨幣與貨幣資本的聯系與區別,弄不清生產資料所有制與市場經濟運行的關系,弄不清社會再生產運動中各經濟部門之間價值補償與物質補償之間的內在聯系,等等,因而是不科學的理論,它不但不能科學地指導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且也不能科學地指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擺脫危機。須知,由于經濟學固有的階級性和意識形態性,現代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在揭示經濟規律的深刻程度上,還不如古典資產階級經濟學,形式上即便用足了數理模型,也不能解決其經濟分析本身的不科學性問題。我們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才能堅持正確的改革方向!

  ——絕不能認為世界上存在什么脫離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的現代市場經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市場經濟是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國要搞的是現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就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那種把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私有化的“改制”,不屬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是改掉了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量變產生質變,私有化達到一定程度必然會造成蘇聯亡黨亡國那樣的嚴重后果。要清醒地看到,分配關系是所有制的表現和結果,由于我國不少地區多年來實施私有化“改制”,公有制主體地位已被嚴重削弱,所以現在才出現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因此,當前必須通過發展適應市場經濟的新型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振興公有制經濟。有人擔心這種主張是要回到舊體制,這是把公有制等于舊體制了。其實,這正是經濟學“西化”造成的誤區。推行私有化“改制”,改掉的是公有制這個廣大勞動人民的“命根子”。對此,必須保持高度警惕!

  ——絕不能迷信抽象的普世價值觀。戈爾巴喬夫的所謂新思維宣揚“全人類的價值”,其實都是用超階級的人和人類來掩蓋現實社會的階級、階級關系和階級斗爭,用當代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來冒充人類的利益;用抽象的自由、公平和正義來掩蓋現實社會由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造成的對于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的不自由、不公平和不正義,用資產階級自身的自由、公平和正義來冒充所謂社會的自由公平正義;用一般的市場關系或商品貨幣關系來掩蓋包括生產過程和所有制關系在內的資本主義市場關系,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來冒充一般的市場經濟。蘇聯“500天綱領”在導言中提出“人、自由、市場”三個抽象的關鍵詞,也體現了用這種虛偽的手法來搞私有化改革。宣揚抽象掉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或“普世價值觀”,只會模糊人們的視線,讓資產階級的經濟觀、價值觀侵蝕人們的思想。馬克思曾批判過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流行的用抽象的公平正義替代唯物史觀的腐敗風氣,他指出:

  【“這些人想使社會主義有一個‘更高的、理想的’轉變,就是說,想用關于正義、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女神的現代神話來代替它的唯物主義的基礎(這種基礎要求人們在運用它以前進行認真的、客觀的研究)。”[17]】

  馬克思的教誨值得我們深思。

  ——絕不能在經濟學領域只反“馬教條”,不反“西教條”。須知這樣做的后果,實際起了壓制、淡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扶植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助長經濟學“西化”的作用。應當明白,經濟學領域的“馬教條”是指一些人不能認識絕對真理與相對真理的關系,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原理采取“本本主義”或教條主義的態度,這種態度和學風當然要堅決反對;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本身就是錯誤的教條,也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已經“過時了”。而“西教條”則除了指一些人用教條主義的態度照搬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原理之外,還意味著他們迷信、照搬的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其原理本身就具有主觀性、表面性、片面性和虛偽性等不科學性。我們應當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認真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馬克思主義學者要敢于站出來講話,堅決批判經濟學“西化”的不良傾向。

  ——絕不能認為高校淡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只是學科內容的一般變更。蘇聯的教訓告訴我們,蘇共領導放任經濟學“西化”的實質,就是慫恿資產階級經濟學取代無產階級經濟學,就是慫恿不科學的經濟學取代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經濟學,就是讓資產階級來奪取經濟體制改革的領導權,這絕不是學科內容的一般變更。高校是培養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和建設者的地方,高校的經濟學學科建設一旦出現“西化”傾向,后果極其危險。中國應當吸取蘇聯高校培養出了“500天綱領”炮制者的深刻教訓。值得強調的是,多年來,盡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不斷呼吁,但是中國高校經濟學“西化”傾向的勢頭至今仍未得到遏制,目前發展到能從事《資本論》教學的教師都明顯缺乏了,許多年輕的經濟學教師的知識結構實際上已是“西化”,這實在是令人憂慮的現象!

  [1]《資本論》第1卷第1版序言,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12 頁。

  [2]《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10 頁。

  [3]《Программа 500 дней。Переход страны к рыночным отношениям》,《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россия》,октябрь 1990.

  [4]Рабочая группа,образованная совместным решением М. С. горбачева и Б. Н. ельцина:《Переход к рынку. Концепция и Программа》.Aвгуст,1990 г. москва《архангельско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печати и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РСФСР.

  [5]為簡略計,本文除另注明出處的之外,以下凡是引自俄文版的《轉向市場構想與綱領》及其濃縮版《國家轉向市場關系的500 天綱領》的引文,均加引號,但不再一一加注。

  [6]為此,可以把這本書及其濃縮版簡稱“500 天綱領”。

  [7]這是筆者聽莫斯科國民經濟學院的教師說的。由于“500 天綱領”起草人之一的亞夫林斯基曾是該校的教師,所以這個說法是有根據的。

  [8]筆者注意到,“500 天綱領”濃縮版與“社會主義”這個概念有點沾邊的只有一處,即在講構建社會保障制度時說,要在新的條件下保證“居民最低消費預算水平”,“……這意味著經濟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化( социализация) ”。然而,它只從再分配角度講社會保障,所講的“社會主義”顯然指的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施的福利制度體現的所謂“民主社會主義”。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 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309 頁。

  [10]《資本論》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133 頁。

  [11]參見《資本論》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324 頁、第344 頁。

  [12]М. С. горбачева: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1988。

  [13]參見李慎明主編: 《居安思危蘇共亡黨二十年的思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版,第475 頁。

  [14]參見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編: 《國外經濟學講座》第四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年版,第383 頁。

  [15]參見《資本論》第3 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2 版,第894 - 895 頁。

  [16]我在莫斯科國民經濟學院親歷了一件事。一次,一位在該校留學的中國本科生感冒了,我和幾位訪問學者去看望他。有人提出,蘇聯有規定,如果病人發燒超過攝氏37. 3°,醫務所醫生就可出診,我們何不試試? 于是,一個電話打到校醫務所,果然,半個小時不到,來了兩位醫生給這位本科生量體溫,打了針。

  [1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420 頁。

  【何干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南京財經大學教授。本文原載《山東社會科學》201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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