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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維”:從蘇聯的倒臺到華盛頓的下降(1989-2020)

2019-11-23 10:58:19  來源:環球視野  作者:厄瓜多爾拉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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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維姆·迭克森斯 沃爾特·弗門托 魏 文編譯

  引言

  蘇聯的“新思維”(1989--1991)開始了東方—西方兩極主義的垮臺,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1929--1944)的結果。西方對陣東方的兩極主義始于1929年的戰爭/全球的金融危機,結束于布雷頓森林協議,在那里戰勝的大國將其世界秩序強加于人:兩極主義。在戰勝的大國之外是第三世界,即1956年參加“萬隆計劃”的國家。

  這個兩極主義或新的權力的戰略秩序是在1929年金融危機的解決和1939—1944年世界戰爭決定的模式的結果,以1989—1991年蘇聯的垮臺開始結束。在這種結束開始時,一直在出現金融城的全球主義的單極主義,這為1989年“單極的”“華盛頓共識”打下基礎。這是大陸主義的和全球主義的金融單極主義之間的一項協議和休戰,以便確保從兩極主義過渡到單極主義。這一休戰由于1994年1月全球主義者比爾·克林頓就任美國總統而被打破。

  由于2001—2008年的金融危機表明美國大陸主義的單極主義下降的開始,我們清楚地進入了兩極主義最后一個角色垮臺的階段。如果全球主義在1989年的“華盛頓共識”已經表明它的存在的話,先于蘇聯的“新思維”。剛在1994年1月當克林頓就任美國總統的時候,表明了它的整個全球主義的戰略計劃。

  金融的全球主義牽涉到金融資本一次規模和形式的飛躍,也意味著一種政治上和戰略上的破裂。因為它放棄了在共和黨內的統治地位,占據民主黨的高層,服從于工業大資本和有組織的勞動者工會運動之間民主黨的歷史性聯盟。民主黨的高層表示從這個時候起單極的全球主義的利益已經不是美國的利益。從它的高層認為它的大型敵手將是工業大資本和有組織的和正式的勞動者。對于金融的全球主義來說從1979年這已經是一個現實,世界將它的工業重心從美國轉移到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太平洋,香港從1840年起曾是英國的殖民地。

  在漫長的歷史上每個時代大國的停滯正好與它們認為是不可戰勝的歷史時期相一致,它們相信這一點正好是在完整地系統地稱為重組(“新思維”)的災難性的垮臺之前。

  這里不試圖進行一種歷史的分析,我們做過的事情是在《羅馬帝國的古老》中已經看到,從30年前蘇聯的解體中已經看到,今天在美國我們已經看到。我們觀察到很少次感受到了懸崖的地緣甚至是深淵的底部,在這個深淵已經呑沒一個完整的帝國之前,即使這樣信我們也沒有看到它。

  有趣的是指出在羅馬帝國戰略利益之間殘忍的權力的斗爭沒有發生在帝國的末期,而是在它戰爭中更大的勝利的時期,隨之有一種很強的替代能力,很大數量的年輕的生命準備好代替死者和老人、奴隸的勞動力。那是斯巴達克的時代。

  當戰爭在地理上越來越頻繁的時候帝國屈服了,因為它的支出不可持續,明顯地變成非生產性的,也就是說不能再生產。缺乏對奴隸的支配使其降低了替代這種勞動力的能力,這導致除了讓奴隸自由(釋放他們)沒有別的解決辦法,以便保障勞動力的生物再生產。上述情況意味著經濟權力更加分散,外圍的省份加深它們更大的自主權的要求,以羅馬的權力中心作為代價。這就是奴隸制度和羅馬帝國的結束。

  上述情況似乎是戰爭的結果,是一種非生產性的勞動,除非能夠將其支出轉移給第三者:國家或人民。我們要問的是上述說法只對古代有價值還是對今天的時代也有價值。從政治經濟學的前景來說。軍事支出被看作是一種非生產性的支出,前面的情況是有效的,與統治的生產關系沒有關系,不論是現在或是前資本主義的(比如羅馬帝國)、社會主義的(前蘇聯的)、資本主義的(美國的或西方的)的生產關系。

  在我們的時代武器的生產也是一種非生產性的活動,因為它沒有鼓勵民用工業的和群眾的生產,防務的支出傾向于更多限制經濟本身的擴張,因而限制經濟在整體上的增長。在一個經濟周期內生產的武器不會列入下一個周期,在最好的情況下,不被使用,因為使用武器是破壞性的工作。武器的出口可能對它的生產者有利,但是對購買者將是非生產性的支出,換句話說對于經濟的整體繼續是一個非生產性的支出。

  下面我們看蘇聯倒臺的結局,至少對西方來說是一個讓所有的人吃驚的事實。然后我們看美國,如果現在作為帝國的國家的衰落至少可以用類推的方式能夠解釋同樣令人吃驚。

  蘇聯的垮臺—1989—作為擴張主義的大陸主義的集團完全令人吃驚,至少對西方是如此。美國作為大陸的帝國主義的結局從2017年起正在擺在我們的眼前,但是公民沒有感覺到這一點,大多數知識分子和可能企業家和政治家也沒有感覺到這一點。這是缺乏領先的視角,今天不是公眾的過錯。首先是一種對重要的信息操縱的結果,對廣大的公眾來說不掌握這些信息,因為政府的責任,特別是因為有深刻的權力“金融機構”和它們巨大的與世隔絕和掩蓋信息的平臺的責任。

  2019年9月《全球歐洲展望簡報》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國2020:一種美國的‘新思維’”的文章,警告特朗普最近“趕走”安全“顧問”:新保守派約翰·博爾頓,這是一個與戈爾巴喬夫當年提出“新思維”同樣的象征性規模的歷史事件。在公開趕走鷹派的新保守派的時候,他們認為“特朗普標志著已經不可能的美國帝國主義的結束”。甚至非常清楚地指出他是第一個“反對帝國主義的總統”。

  在特朗普2017年11月選舉勝利之前,我們已經指出,美國處在一場嚴重的結構性危機中間,在國內全球主義的和大陸主義的力量之間,特朗普正在表明一種中心國家的民族主義,主要反對全球主義的帝國。在其他的文章中我們指出,這場國內的危機在“阿勒陂戰斗”(敘利亞)--在那里在軍事上打敗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隊--之后,已經不能出口到其他國家(比如印度、俄羅斯和中國),因此只能在美國內部加深危機。

  這同時意味著的事情是美國單極帝國主義的結束—我們稱之為華盛頓—可能是英國--西方帝國主義文明的結束。對于資本主義的西方集團來說這個斷言非常深刻和有力,如同30年前蘇聯的”新思維”和解體對于東方集團那樣。因為對于美國和“英美的西方”這是非常深刻的,如同在古代對于羅馬帝國、在現代對于蘇聯那樣。“華盛頓”的“新思維”是現代最后的事件。我們將回顧一下“新思維”的時代。

  對“新思維”的回顧

  25年前我們已經在政治經濟的基礎上提前說過“西方的”“新思維”。在我們的書《南--南關系和一個新的文明計劃的挑戰》(2017)中,我們更新了對在西方的“新思維”已經具備的條件思考與不可支撐的軍事支出有關的需要,這種支出已經不能由其他國家或人民分擔,像在羅馬帝國、蘇聯時期和今天的美國一樣。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也多次證實我們今天是有道理的。我們打算分析美國作為帝國主義以及今天盎格魯撒克遜西方文明的危機。

  軍事支出因其內容是一種非生產性的支出,這種說法是有效的,生產關系不論是資本主義之前的(如羅馬帝國)、社會主義的(如蘇聯的)或是資本主義的如美國。它沒有鼓勵民用經濟的增長,防務的支出更多傾向于限制再生產。在“戰爭的經濟”的祭壇上犧牲的所有財富意味著一種虛假的生產(再生產)成本,也就說是說在下一個生產周期不再為自己支付的投資,在最好的情況下會利用它的終端產品。軍事支出在國內分配的能力通過稅收意味著減少民用經濟部門的活力。這種非生產性的支出通過出口武器和收到提供(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事保護”得到的支付轉移給第三國,意味著轉移非生產性的成本,隨之對第三國再生產進行限制,這有利于武器的生產國和它的軍事工業復合體。

  現在美國和它的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歐洲盟國在80年代約有6億居民,與此同時蘇聯和華沙條約的人口不到4億。為了能夠保持軍備競賽的同時,簡單的人口差異意味著美國每人投資100美元,蘇聯需要每人投資150美元,以便支持在軍備競賽中的某種競爭。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是蘇聯的兩倍(中央情報局估計過高是為了將蘇聯說成死敵)。美國可以將防務的支出轉移給第三國,甚至超出大西洋協議的成員國,比如拉丁美洲第三世界的情況。與此同時蘇聯出口更少,經常對它的成員國不收錢。

  在80年代里根政府時期支持美國開始的軍備競賽的速度和實力對蘇聯來說可能意味著是軍事投資的三倍以便能夠保持競爭。例如如果美國將5%的國內生產總值投入軍備競賽,蘇聯必須投入國內生產總值的15%,這只有在更多地削弱民用經濟,依靠緊縮和消費的萎縮這個代價才是可能的。因此,出現經濟的負增長和制度停滯的前景。

  我們知道1955年美國的防務支出高于蘇聯的兩倍,到1975年才達到持平,80年代初蘇聯的防務支出超過美國。在里根時期(1981--1989)美國的防務支出比1980年上升(5%),1986年達到6.3%。在蘇垮臺以聯后,在隨后的幾年再次上升,因為美國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軍事干涉。在2008年全球金融大危機爆發以后在2010年和2011年美國的防務支出分別下降到國內生產總值的4.7%,2015年下降到3.3%。

  換句話說,如果美國將6%的國內生產總值用于防務支出,蘇聯應當將12--18%的國內生產總值用于防務支出。由于經濟的支柱比美國少三分之二,將成本轉移給第三國的能力更小,通過出口和對外經濟支柱的收益更少,可以理解為什么民用經濟和整體經濟的增長在蘇聯下滑,到80年代末導致停滯。

  它的軍備競賽在某種程度上回應保衛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再生產。但是,在冷戰中軍備競賽也是一種制度的競爭,競賽使蘇聯再次越來越走向經濟的深淵。民眾的需要得不到照顧,使國內處于非法的進程。冷戰對蘇聯來說意味著可持續的發展不可能,因此出現它的經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結構性的衰落。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本身成為問題。由于經濟和政治的危機,“新思維”使其走進危機,國家再次向內以便能夠生存,當出現國內已經從屬的矛盾的時候,國際勢力的矛盾就更加容易和更有力度滲入。

  由于“新思維”或全面重組,注意力應當放在增加民用的生產和使必要的社會關系適應它。軍事工業復合體是集中的計劃重要的軸心。重組民用的經濟使經濟的整體的增長發揮作用意味著在共和國的經濟政策領域做出分散的決定。在授予蘇維埃共和國更多的自主權的時候,“新思維”的后果沒有預料到,促進了民族主義的感情,加強了共和國的地方權力,因此使中央的權力推向分離。圍繞著軍事工業復合體拒絕集中的計劃,導致共和國的獨立。柏林墻的“倒塌”象征社會主義集團的解體,因此標明實體的社會主義的倒臺。

  由于實體的社會主義的倒臺,情況指明資本主義對于人類是“唯一可能的制度”,其性質似乎是持久的。這種前景由國家推動,通過華盛頓一個反動的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表達出來,這意味著對于南方的國家來說關閉了任何發展的選擇。作為后果它可能服從于三重大陸主義:美國和它的公司與北大西洋公約。

  在這個框架內,“華盛頓共識”劃出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框架(1991),當時使它有力地進入全球化。美國作為冷戰“光榮的勝利者”出現,但是實際上“華盛頓共識”在美國已經表明強有力的破裂了,這是美國金融單極的大陸主義與單極的全球主義之間斗爭的結果。一種戰略的沖突在美國和從美國邁出步伐,但具有全球的性質,因為它涉及歐洲的大國、日本以及在東南亞大量投資而出現的戰略角色中國,外遷的全球的跨國公司已經發展。

  關于美國帝國

  美國從1920年到1960年對世界經濟的統治的基礎是它的債權者的地位。相反從60年代開始它的統治來自它負債者的地位。但是,它作為世界上主要的債務經濟的影響非常強有力,如同過去它作為凈債權者的地位所反映的一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44--和1950年爆發朝鮮戰爭之間的這個時期,美國積累了世界貨幣黃金的75%以上,這是對美元從1944年布雷頓森林協議以來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支持。在這個時期美國有貿易順差和大量的黃金儲備,可以購買和重建被打敗的歐洲和外圍依附的拉丁美洲的大工業。

  從1958年起當布雷頓森林體系實際上開始運行的時候,國家用美元結算它們的國際貿易交易,同時這些美元被體系主要的中央銀行用黃金兌換。各國同意保持固定的匯率,但是在例外的情況下可以調整,美元和黃金之間按35.20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的比價交換。

  在60年代出口特別是從德國和日本的出口包括設在歐洲和日本的美國跨國公司的出口超過它們從美國的進口,此事減少了它們對美元的需求,因而兌換成黃金。1971年8月尼克松總統命令關閉世界的中央銀行用美元兌換黃金的窗口。在這個時期國際貨幣體系變成了一個信托資金的體系(或這些資金沒有一種有形的資產的支持)。

  1974年由于石油輸出國組織國家之間的協議,石油的價格飆升。在那個時期美國與沙特阿拉伯(主要的產油國)達成一項協議,可以因為它的石油收取它想要的東西,但是必須用美元回收它所有的凈利潤,不論是以購買武器的方式或是通過購買美國的債券。后來美國決定石油的價格的確定和專門用美元支付。依靠進口石油的國家必須 擁有美元作為儲備,與美國有貿易順差的國家被迫接受美國的國庫債券(一種期票)。換句話說這是美國強加于人,世界的其他國家以向美國貸款的方式保持它們的順差和儲蓄。這樣美國作為真正的帝國能夠在40個國家建立軍事基地(今天有800個),這種軍事支出的美元意味著“借給了”世界上其他國家。不能履行這項條件的國家冒著一場被侵略的具體風險。

  國際信貸是統治的新形式

  在一個特定的國家范圍內貸款合同的發展作為一個期票的鏈條出現,在這里資金作為賬面上的貨幣只是抽象地出現。當債務不能賠償時必須結賬。為此需要建立價值的儲備基金。儲備的抽逃表現在支付結算上。這種會計是必要的,以便防止將生產的流通與它對投機的傾向分開。直到60年代中期中央銀行的當局(10家中央銀行的團體)和國際金融當局做到抵消投機的壓力。私人銀行的擴張從貸款出發,1965年以后發展了。直到那時貸款和國際信貸的主要來源是多邊或雙邊的機構。

  生產和流通(營銷和金融化)進程的統一包含危機的可能性,以至對抗的可能性。生產和流通之間的相互關系通過資金而達到。但是,這種相互關系當信貸介入時是更不透明的,今天在世界上這個越來越占主導的地位。對于資本的再生產資金不是末端貸款也不是末端。但是貸款有助于臨時的利潤再生產,而不是生產資本的再生產。

  資金貸款的行動有別于信貸。貸款是使用一種根據過去創造和擁有的財富先前匯集的貨幣資本,以便在將來創造更多的財富。相反,信貸是關于靠未來的勞動創造的期貨商品的所有權的一種稱呼或權利。沒有預先的儲蓄在債務的基礎上的信貸擴張意味著創造資金,不保障未來的生產性投資。私人投資銀行的出現對于這個發展是關鍵。

  投資銀行的建立和它與商業銀行的合并1933年被羅斯福(美國前總統)否決,1999年由比爾·克林頓(美國前總統)再次執行。直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后,2010年由美國前總統貝拉克·奧巴馬簽署的《多德-弗蘭克法律》被再次否決。私人投資銀行的專業進行兼并和收購,獲得資金以便私人企業能夠進行投資,生產性的或非生產性的投資。

  隨著這些債券正常的升值變成實體經濟再生產進程的擴張,創造更多的財富,它的價值也是現實的。由信貸支持的積累的非生產和虛擬的性質到了第一位,此時“剩余價值”的準有效性肯定是一種債券或權利關于未來的勞動的積累。國庫債券的發行是為了向防務的支出提供資金,不創造未來的財富。股票超過所有參與企業未來的利潤的一項權利。如果投資于擴張,是現實的資本的發展。一個企業的股票是原則上反映資本確實投入企業(在會計賬本上設備和機器的價值)的債券。股票的資本是虛擬的,因為在計算一個企業的實際資本的時候(機器、樓房等)不能兩次計算資本和它在賬本上的價值。由康采恩自己重新購買股票使它在市場上的價格上漲,但是這樣并不是企業實際的財富,而是虛擬的資本。

  從1965年起國際私人銀行開始在國際市場上實際運行,政府沒有控制的信貸明顯擴大,實現發展,正好是在實體經濟中利潤率趨于下降的時候。在第一個時期這種擴張的出現是由于在生產領域的外國直接投資,生產性的外國直接投資的發展造成私人金融跨越國家邊界的流動增加。1964年這類信貸沒有超過國際儲備的20%,其規模仍完全可以由國家的中央銀行控制。1970年這類信貸相當于國際儲備的70%,因此投機的壓力增加。

  在中央銀行對國際私人信貸失去控制的時候,我們看到貨幣更加不穩定,這在1971年結束,當時美元兌換黃金結束。1975年國際信貸已經超過國際儲備,1980年國際信貸是國際儲備的兩倍以上。在90年代投機商的儲備結果不受限制,同時官方的國際儲備則受限制。到90年代中期金融經濟在整體上操縱的資金是實體經濟的50倍以上。從那時起我們可以說私人銀行事實上在統治世界。

  在1970年至1990年之間國際私人銀行的債務總額增加了12倍,跨國銀行用于非銀行的信貸增加了32倍。國際儲備在私人資金達到它的力量的同時變得可笑。國家的貨幣當局(中央銀行)面對市場的自由博弈和投機對于保護匯率已經沒有任何權力。國際貨幣系統變成私人的投機和不穩定的系統。在這個(跨國銀行的)私人貨幣系統中美元占統治地位,因為投機是用美元進行的。

  美國帝國和“三駕馬車”

  在爭奪世界市場當中,外國直接投資引起產權的組織跨越邊界。由此改組商品和服務的生產和分配在國家之間越來越少,而在跨國的私人的金融康采恩之間越來越多。

  直到1990年發生的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動75%發生在美國、歐盟和日本的三角,蛤有20%流向外圍國家。在每個國家1%的本地的康采恩—公司占有這個國家在國外50%的外國直接投資,它們特別指向兼并和收購,或者說指向非生產性的但是贏利多的活動。由于有力的外國直接投資在在“三駕馬車”不同的極逐步發展一種企業之間的貿易,越來越多地表明是一個在世界范圍內有計劃的生產(價值鏈)的鏈條。康采恩變成了大型跨國公司,它們在世界上有很多分公司。

  在“三駕馬車”內部從80年代開始對其余的世界市場的分配進行爭奪。在那個十年結束時,日本作為勝利的大國出現,特別以美國為代價,此事造成兩國之間的摩擦,不僅是在貿易領域,而且也在外國投資領域。在90年代的上半期成立了地區貿易集團(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制約在“三駕馬車”的集團之間外國直接投資的擴張。那是外國直接投資的擴張重新指向外圍的時期,在這個過程中美國處在領頭的地位。從那時起在北方的新保護主義當中可以看到一個雙重的運動。中心國家正在將地盤讓給全球的跨國公司,南方作為新興的外圍同時被迫開放。蘇聯的解體有助于達到一種在中心的經濟集團的跨國公司之間對世界新的瓜分,沒有更多的政治上的批評。

  向全球化過渡

  生產的能力深思熟慮的轉移到中國是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當時日本在由政府幫助的一項部門政策中間進行了一次堅定的工業轉換的過程。這項措施開始在低收入的國家基本上在亞洲東部將勞動密集型和技術標準化的制造業活動進行外包。日本以這種方式建立一個跨邊界的外包系統,引入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能夠引發亞洲東部群島的發展。從這項計劃受益的國家和地區的第一個集團是東亞新的工業化經濟體:香港、新加坡、韓國和臺灣;之后 也包括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泰國和馬來西亞;最后是中國和越南。

  令人吃驚的原因是1997年東南亞投機的危機并不在亞洲,也不在某些沒有顧忌的投機者,而是在于在大型跨國公司與全球的跨國公司之間爆發的世界經濟戰。貨幣的危機在香港之前開始表面上是針對泰國的貨幣孤立的打擊。投機商們使它的貨幣不穩定,同樣的形勢發生在馬來西亞,我們也可以明顯地在拉丁美洲看到。解釋是在亞洲的這個地區對美國來說讓它屈從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合適的。以便以后能夠依靠美國的跨國公司滲入它們的市場,特別是排擠日本的跨國公司。這是1997—1999年日本“經濟奇跡”的結束,它的癱瘓從那時開始。正是這個時候一個全球的資本進入舞臺,正在使所有的國家成為“新的新興殖民地”。

  冷戰結束,曾經設想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失去它的作用和將消失。發生的情況完全相反。1999年北約開始對前南斯拉夫共和國的軍事干涉,事前沒有咨詢聯合國安理會。這個事實在國際關系的歷史上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是一個新的國際秩序的開始。北約伴隨著全球的跨國公司的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從90年代起成為戰略的經濟角色 有能力將有活力的經濟統治強加于人。這個事實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繼續。因為它需要用一項在地緣政治領域全球的戰略計劃作這補充,以便在結構上限制所有國家的國家主權,對此科索沃的戰爭是個機會,在這項任務中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很重要的。

  在90年代的上半期,可以看到流向外圍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增加,同時強烈地制約北—北之間的流動。在亞洲的外國直接投資集中指向出口方向的工業,盡管不是專門的,在這方面成為一種投資的補充,根據是在工業部門國內的儲蓄,特別是在中國。這兩方面的投資加在一起有助于使工業部門每年增長10%(韓國)和20%(中國)。這種空前的增長率表明中國經濟的上升不是依靠高水平的外國直接投資,如同在西方經常解釋的那樣,而是它先前從70年代開始有過強有力的發展。

  由于外部對生產部門的這種刺激,亞洲--太平洋的增長率達到歷史的水平。這種推動透露出投資以生產的方式指向實體經濟。這種發展是世界經濟的火車頭,在1979—1992年間以異常的方式增加它們廉價的出口,然后變得越來越在技術上先進,特別是向美國的出口。

  全球主義的進展以大陸主義者為代價

  20世紀末表現出一種全球的金融資本新的形式。全球多數資本的運行已經在國家之上,在中心國家甚至是在美國之上。它在華爾街和倫敦城的金融中心運行,加上整個的金融城網絡,它的支持點在每個國家的中央銀行,它的總裁們成功地進行爭奪,反對民主地當選的總統。每個國家的金融城的出現作為新的全球主義的—地方的新機構,這對本國的政府是歷史的關鍵的選擇。

  在操縱這個全球的跨國的金融規模時,大型金融的一個部分爭奪它自己的空間。代價是跨國的金融資本。跨國大型銀行的投放從作為中心國家的美國進行,從1992年底起由于建立北美自由貿易區而自己進行投放。1993年歐盟的建立是另外的情況。

  當1998年格拉斯—斯蒂杰爾法律被廢除時,大陸主義開始它下滑的階段,決定性地失去了戰略的主動性。因此對它的第一次大反攻是2001年9月華爾街中心塔的倒塌。該法律是1933年金融危機期間引入的,規定將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分開,在1999年全球主義的勢力在比爾·克林頓政府期間能夠廢除它。這發生在一個大型兼并的時期。新的六家最重要的銀行在1997年增加了它們在國內生產總值中20%的占比,到2008年增加到60%c以上。從此,全球的大型跨國銀行開始與作為中心國家的美國的大型跨國銀行不平等的對立。

  .跨國的全球銀行(花旗集團、匯豐銀行、巴克萊銀行、勞埃德集團、荷蘭國際集團、桑坦德銀行等)計劃從跨國的金融城網絡建立全球的實力,作為統治的形式,代價是跨國的大型銀行(摩根大通公司、美國銀行、高盛集團公司等),以及它們特別與大型的軍事工業復合體、五角大樓、華盛頓有聯系的跨國公司。2001年這個部分對世界貿易中心(全球金融貿易的中心)所在的紐約雙子塔被炸毀做出回應。2008年由于萊曼兄弟投資銀行(受到全球主義的花旗集團控制)垮臺對抗繼續。

  盡管如此,全球主義取得進展,大陸主義繼續處于守勢,這可能從全球主義者奧巴馬2009年1月就任美國總統可以看出來,他連任兩屆,他的措施使“在實體經濟中沒有支持而發行美元的政策”合法化,這由全球主義的大銀行從美國聯邦儲備展開,以便拯救它自己的銀行。

  全球主義者面對一種新的多極社會構成

  在新的千年可以看到美國和歐盟參與在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不斷上升,以香港、臺灣和日本作為代價。微軟1992年進入中國市場,然后其他巨頭進入,特別盡管不是專門的,信息和通信公司比如亞馬遜、蘋果、谷歌、臉書、因特爾、甲骨文、網飛、美國國際商用機器公司、高通等。在1990—2017年這個時期美國來源的全球公司在中國投資2500億美元,特別是在信息和通信領域。

  同時全球的跨國公司也發展中國國家的大型集團。幾年前中國幾乎在所有的高技術部門和來自美國的全球公司競爭。在這個千年的初期美國向世界市場出口的技術產品是中國的三倍以上。隨著時間美國變成了在中國生產的技術產品一個大規模的進口國,這些產品過去在美國本地生產,造成的貿易結算越來越負面。

  在現在這個十年美國人只是在由汽車工業和航空工業組成的部門保持一個廣泛的領先地位。從2010年起北京處于出口的領先地位,在信息和技術領域超過美國的跨國公司。同時科學儀表的銷售與美國持平,發電廠的出售接近與美國持平。今天北京是世界上高技術產品如工業機器人、芯片和工具機械最大的生產國之一。美國巨頭看到與中國巨頭的競爭越來越復雜了。

  最近十年期間西方的外國直接投資在產品的領域表明一種停滯的趨向,退回到2007—2008年危機之后曾經達到的水平。這種停滯歸因于外國直接投資的利潤率在實體經濟中降低了。外國直接投資越來越多地對資產進行投機。依靠購買自己的股票。在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制作的名單中,2018年100家主要的跨國公司估計工業的公司下降了,其中一些公司甚至離開了這個名單。

  在2007—2008年的全球危機之后,中國向世界的外國直接投資的數量加速。這表明中國的企業國際化的決心,中國在其他國家的經濟中投資和戰略的決定增加。這種情況與一個不同于布雷頓森林系統的金融機構的系統的發展有關系,與提出“新的絲綢之路”有關系。新絲綢之中的倡議與在中國本土“走向西部”的地區投資政策相結合,已經演變到包括與歐洲、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基礎設施建設相聯系的協議和計劃,主要是在能源、食品、礦產和貿易運輸領域。新的絲綢之路包括在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建立的走向一個多極世界的機構的協議。這項規模巨大的投資計劃包括60多個國家,成為雙邊和多邊的投資與合作協議。首先是推動了人民幣元作為資本交易的貨幣更多的國際化。

  現在的地緣政治:在美國走向一種“新思維”

  在今天的地緣政治圖畫中,我們看到全球化的金融資本的勢力試圖將一個全球的國家依靠它自己的全球的貨幣強加于人,具體地說將一種虛擬的貨幣(天秤座libra)強加于人。這項計劃意味著取代美元和隨之結束美國帝國。“全球的國家”的提出高于國家和聯合國,甚至在美國之上。它有自己的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為基礎的軍隊,但是補充來自所有國家和人民的軍隊,由于已經是現實,一般會發生。

  但是,為了能夠最終實現它必須能夠讓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甩開它的配置,事實是沒有一次軍事沖突這是不可能的。在2016年底我們曾非常接近一次世界的對抗,世界得救了,至少是一段時期,在這個時候特朗普贏得了美國的總統選舉,打敗了全球主義和民主黨勢力的階層和它的干部,打敗了克林頓和奧巴馬。

  不僅是全球主義者想要另一個國際貨幣制度,中國-俄羅斯-印度-南非-南美的多邊主義也想另一個國際貨幣制度。中國是美國主要的債權國,因為它與這個國家有巨額貿易赤字。從2013年起中國已經停止增加美國的國庫債券,甚至減少它的持有量。這個國家試圖通過在美國購買企業、商品和房產擺脫甩掉這些債券。美國很快封鎖中國政府。對于中國購買企業和其他的有形財富歐盟也采取同樣的做法。針對美國國庫債券價格的劇烈下跌,為了更多的再保險,中國從幾年前就與俄羅斯和印度一樣一直在購買黃金。此外,中國、俄羅斯加上新絲綢之路的其他國家將賭注押在一個新的多極國際貨幣制度上,在這里美元與有主權的人民幣元一樣運作,也就是說不屈從于全球化的經濟和直接由大型康采恩和它的虛擬貨幣操縱的貨幣制度。

  特朗普擔任總統更多時間,多極的中國將采取更多行動使它的多極計劃取得進展。對特朗普政府我們看到它的主要矛盾是與全球主義勢力的矛盾,其次才是與為“另一個美國世紀而斗爭的”大陸主義的保守勢力的矛盾。這后者不是一種可行的選擇,因為不能得到全球主義勢力的支持,也不能得到為一個多極世界的中國和俄羅斯的支持。因此,清楚的是表面上有對中國的貿易戰,特朗普最好的伙伴是俄羅斯和中國,或者說一個多極世界的計劃。盡管特朗普與從香港的金融城提出計劃的金融的全球主義進行一場激烈的戰爭。

  “另一個美國的世紀”的計劃已經沒有人支持它,全球主義者不想支持一個建立在美元的基礎上的國際貨幣制度,也不想支持中國和俄羅斯。中國、俄羅斯和新絲綢之路的國家正在“去美元化”,逐漸選擇多極的人民幣元作為越來越國際化的交換貨幣。中國和日本交換它們的產品用人民幣元和日元,不用美元,美元作為國際交換大量使用的貨幣已經失去了許多地盤。不僅是與“新絲綢之路”有聯系的國家已經購買了大量黃金,最近幾年在西方許多中央銀行面對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不安全也正在購買黃金。

  美國共和黨人的保守派抓住美元作為國際交換和儲備的貨幣,為此使用粗暴的武力。鷹派人物比如蒂勒森博爾頓已經不得不離開特朗普政府,因為他們選擇戰爭和粗暴的武力。現在美國正在通過斯威夫特系統封鎖國際交換的轉賬,讓石油的生產大國比如委內瑞拉和伊朗窒息,它這樣做是為了保持石油的供應低于需求,以便人為地保持石油的高價,這樣支持對石油美元的需求。此外,這兩個國家也更明確地站在俄羅斯和中國一邊,支持在石油的支付中去美元化,因此對“新絲綢之路”的倡議做出更多的承諾。

  特朗普清楚美元的時代正在成為歷史之前處在它最后的時期,盡管它不會由于重心的規律而垮臺,也不會由于大陸主義者將其交出去。特朗普不會為了美國的大陸主義用武力將“另一個美國世紀”強加于人。總統確實將賭注下在撤消美國在40個國家的800個軍事基地上,這是一項無法支持的支出,在石油美元失去空間和美元被黃金取代的時候,作為國際儲備的“貨幣”也失去了對軍事工業復合體提供資金的功能。

  對特朗普留下的只是越來越多地與俄羅斯和中國聯系在一起,以便作為一個國家幸存下去,成為世界的一部分,它已經一直是這樣了。他沒有公開表明這一點,而是在表面上向我們展示他與中國的主要沖突是因為貿易戰。他希望將投資和設施外遷到中國(香港、上海等地)的跨國公司回到國內。為了做到這一點,特朗普降低了設在美國的跨國公司的稅收。雖然許多外國直接投資最近幾年進入美國,布魯斯是“候鳥資本”,它在任何時候將賭注下在短期的投機利潤上,在爆發危機時就逃走。

  特朗普將賭注押在另外一個總統任期上,如果做到的話,可能有助于重新讓全球主義的勢力在它們的寡頭--戰爭的妄想中停止下來,世界可能再次免于一場世界的對抗。全球主義的民主黨人為了一個新的建制派而斗爭,采取罷免特朗普的措施反映出他們的絕望。

  總之,美國國內的危機正在到達它的頂點,腐敗嚴重,沒有任何透明度。2020年可能直到形成內戰,超越選舉運動。不論特朗普是否獲勝,2020年在國內和在世界范圍將出現一場大的經濟危機的局面。美夢需要另外一個國際貨幣制度,在這個制度內美國作為國家不再是中心。

  如果全球主義者獲勝,最有可能的事情是世界分裂為兩個對抗的國際貨幣制度,美國很可能分裂為不同的地區的-地方的經濟。如果特朗普實現第二個任期,最有可能的事情是全球主義者的失敗,又是大陸主義者的失敗,出現建設一個沒有新的帝國的多極世界的可能性。這兩種選擇有共同點:一種對于美國的“新思維”.

  (《環球視野》摘譯自2019年10月18日厄瓜多爾拉美社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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