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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央突然命令西路軍在高臺、臨澤建立根據地的么?

2019-11-02 15:21:39  來源:紅色文化網  作者:雙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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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題也是一些歷史當事人糾結于心的問題,做出解讀需要以原始文獻為依據。

  一、西路軍繼續西進占領高臺后,徐向前、陳昌浩三天內報告了迥然相異的情況

  1937年1月1日,西路軍前鋒相繼占領撫彝(今臨澤縣蓼泉鎮)、高臺。

  1月2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軍委,報告中呈現的是一派樂觀情緒:“連日西路軍全部已行軍通過沙漠灘地,且戰且行,雖極艱苦,各軍圓滿達其任務,均無傷亡”,“如敵無大力壓迫,即以大部留高、撫休整;如被敵迫時,即準備部署肅州,以一部誘敵進展”[1]。

  按這個報告,形勢一片大好啊!

  然而兩天后的1月4日,他們的口氣卻為之一變:“高臺以下人糧極富,以上則甚荒涼,據點少且遠,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撫,如進則齊(進),道路、糧、房、敵騎均不許可,打則齊打,亦只有坐待消耗,滅敵不易,驅敵不易,此方六千騎兵,決非番騎或陜騎兵可比”,“西路抱最大決心□?空前困難,不怕犧牲,從戰役政治打敵上,求得最大進步,當自照前電完成任務,但如何以外力幫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馬,或令三十一軍、四軍過河配合,則我損失必少任務更易完成,或則我們即均在高臺戰敵,遠方資物用外力送下,亦屬必要,望采納下見,情報消息多,有供給,任務多指示,問題多有答復,只是(說)占領甘、肅二州并取安西是不夠的”[2]。

  高臺以西的情況,其實中央在年前的11月18日就已經向他們通報過了:“肅州到安西有八天壞路,人煙稀少,安西亦荒僻,將來只能去一部[3]”——這與年前12月9日西路軍上報的“安西風大,沿途有人、房、樹林及煤[4]”有微妙出入,西路軍首長卻仍然是一派樂觀,現在卻又突然報告了“西進”不利的消息,又提出了“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馬”、“令三十一軍、四軍過河配合”及“遠方資物用外力送下”這樣難以實現的要求,還抱怨“只是(說)占領甘、肅二州并取安西是不夠的”。

  實際上,西路軍在高臺、臨澤停止前進的原因,是因為西路軍首長發現再往前已經走不動了:前面是河西走廊的“窮十八站”,而且越往西越荒涼!更嚴重問題是:馬家軍追堵上來了!——1月3日,已進至甘浚堡的西路軍總部已經遭到了圍攻!

  二、中央電令根據徐、陳報告的情況令西路軍“暫勿西進”

  1月5日20時,軍委主席團致電徐向前、陳昌浩:“西路軍即在高臺、臨澤地區集結,暫時勿再西進”,“全靠你們自己團結奮斗,取得勝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5]。

  徐、陳于1月6日電復中央,提出意見和要求:“近來各方情況此間甚不明,究竟整個戰略企圖如何,西路軍基本任務怎樣,據歷次來電變更很大,致西路軍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損失、并影響到今后行動”,“究竟前電所稱遠方貨物到達時間是否屬實”,“既不能希望任何外力援助,則建議四、三十一軍歸還建制”[6]。

  軍委主席團在年前(1936年)的12月27日,已經給了他們“開始西進的時機及如何作戰,由你們依情況決定[7]”的自主之權,他們也選擇了繼續西進,現在卻反過頭提出意見。西路軍的基本任務原來就是他們年前信心滿滿打包票要來的,其間中央要他們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地本來也是為西路軍在遠方物資到達之前求得生存著想,怎么現在反到成了中央的不對?四軍、三十一軍遠在數千里之外,正在準備應付“西安事變”后內戰再起的危局,遠水又怎么能來解他們的近渴?況且,路途阻隔敵軍重重,就不怕這支援軍再陷危局?

  值得注意的是,徐、陳此間對中央的要求,并不是繼續西進(這是他們自己感覺西進困難了),而是要求外援。

  三、中央回電說明情況,徐向前、陳昌浩堅持要求河東四、三十一軍馳援

  1月7日,軍委主席復電徐向前、陳昌浩:“軍委并沒有變更你們的基本任務,也沒有要你們久停不進,僅要你們暫勿西進,暫在原地休整,這是根據你們四日來電所述的情況而指定的。二馬根本反對西安事變,希望同二馬成立統一戰線是不可靠的。遠方物資只送至安西,送致肅州是不可能的。四軍、三十一軍已集中長安附近,也不可能策應你們。因此,目前你們只能依靠自己團結奮斗,不要依賴任何外力”[8]。

  8日,徐向前、陳昌浩再電中央:“再請求將三十一軍、四軍向涼州進,以便徹底夾擊此敵。不然,單靠西路軍恐難完成其任務。但此地有其特點,不可忽視”。與此前不同的是:他們不再堅持西進,而認為“單靠西路軍恐難完成其任務”[9]。

  同日,軍委主席團兩電徐向前、陳昌浩,要求他們“應從信賴本身力量動員全軍在臨、高地帶以消滅敵人來完成創造根據地的任務”[10],大概是中央也知道現在是說什么徐、陳也不可能入耳,除非滿足他們提出的那些沒法滿足的要求,所以只好又請出了“張主席”這尊菩薩——當日,軍委主席團副主席張國燾以個人名義再電徐、陳:“軍委對西路軍的指示是一貫正確的,對西路軍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還有因過去認為中央路線不正確,而殘留著對領導的懷疑,是不應有的。應當在部隊中,特別在干部中,提高黨中央和軍委的威信。[11](朱德、張國燾已于1936年11月30日到達陜北保安與中央會合。可以認為,從此時開始,張已失去對西路軍的指揮權。)

  四、結論

  西路軍進至高臺停止西進,是在西路軍首長自己通報的困難情況后中央做出的指示。而且,西路軍首長自己也認為繼續西進已不可能,所以并沒再象此前那樣堅執西進之意,而轉而向中央提出了一些無法滿足的要求。這個責任,只能由西路軍首長自己擔戴。

  但數十年后,一本回憶這段歷史的回憶錄(下簡稱“《歷史的回顧》”)這樣說:

  多事之秋,變幻難測。軍委這時又令西路軍停止西進,在甘州、肅州地區建立根據地。我們不了解上面的意圖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個所以然來。繼續西進吧,沒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現地吧,四面受敵,處境確實艱險。怎么辦?我們電請中央派四軍、三十一軍來援,東西合力,夾擊馬敵,爭取滅敵主力一部,為建立甘、肅二州根據地創造條件。但是,軍委認為,河東抽不出部隊西援我們,令西路軍團結一致,緊縮編制,人自為戰,堅決殲敵,獨立完成任務。張國燾也出面打電報來強調“軍委對西路軍的指示是一貫正確的,對西路軍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還有過去認為中央路線不正確而殘存著對領導的懷疑,是不應有的”,“應當在部隊中,特別在干部中,提高黨中央和軍委的威信。”事情到了這般地步,我們還有什么話可說呢?只能堅決服從命令,令部隊就地堅持。后來才知道,當時軍委令西路軍停止西進,是因為河東形勢又發生變化。蔣介石出爾反爾,破壞和談,調集四十個師的兵力,擬進攻西安。局勢異常緊張,需要西路軍待機策應。[12]

  這個意思很明白:西路軍正興沖沖地西進,卻被黨中央莫名其妙地突然叫停了。

  這部回憶文字的編撰者們,選擇性地遺忘了西路軍首長1月4日給軍委的電報:中央1月5日要他們“暫勿西進”的命令,正是根據西路軍首長在該電報告的情況做出的。他們在該電中報告了西進的困難情形,要求外力援助,要求四軍、三十一軍千里馳援,要求援助物資“外力送下”——并沒有要求繼續西進,這些要求中央都無法辦到無法滿足。那么,中央除了令他們“暫勿西進”外,還能怎么指示他們?況且,西路軍首長1月4日給中央的電報中,不也提出了“或則我們即均在高臺戰敵,遠方資物用外力送下,亦屬必要”作為選擇之一么?他們又怎么可能“我們不了解上面的意圖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個所以然來”哩?

  更何況,在臨、高地區建立根據地的始動議者,本來就是西路軍首長自己,而不是黨中央強派給他們的:“我們擬在山丹、永昌、涼州線上,爭取三十到四十天休息,一月中須以九軍、三十軍移甘州以西,搶占撫、高,以此帶為根據[地],建議五軍屆時直出安西,連休息時間約二月十五以內到達安西,無論情況如何變動,五軍可按時到達目的地”[13](西安事變前的1936年12月9日);“擬于明年一月中計九、三十軍搶臨澤、高臺,五軍全部約明二月中旬直到安西。遠方貨是否按時能到,請示。如不能按時到,則擬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幾月,度過嚴寒之三月”[14](西安事變后的1936年12月22日)。他們對中央“暫勿西進”的指示,沒有任何感到意外的理由!

  至于“后來才知道,當時軍委令西路軍停止西進,是因為河東形勢又發生變化。蔣介石出爾反爾,破壞和談,調集四十個師的兵力,擬進攻西安。局勢異常緊張,需要西路軍待機策應”,也只不過是一種誅心且無端的揣測。軍委此時部署河東部隊配合東北軍、十七路軍的作戰準備中,根本沒有任何要求西路軍“待機策應”的內容,也根本沒有把西路軍考慮在內——甚至根本就沒有“西路軍”的文字出現!

  這應該是一個常識問題:蔣介石要進攻西安,困在高臺附近的西路軍能策應什么?

  就在徐、陳發出報憂電的同日,在西安的葉劍英與東北軍、十七路軍擬定的作戰方案是:

  一、南京親日派正調集二十五個師以上兵力(東西南北均計入),組成十四個縱隊(據馮欽哉對南漢宸說),以“剿共”名義發動內戰,向西北抗日聯軍進攻。

  二、聯軍為擁護和平統一團結御侮起見,在萬不得已時,決擬一部箝制胡、關、毛、曾、李、萬各敵,集中主力,首先一部鉗制胡、關、毛、曾、李、萬消滅由潼關西進之敵,停止其進攻,鞏固西北,開展時局。

  三、作戰綱領:

  ㈠東線:

  ⑴在渭南之赤水直至長安,選擇有利地帶,構成七道強固防線,配置六師兵力,鞏固正面。

  ⑵集結步兵三師以上及騎兵兩師于渭北,準備從渭北實施堅決的突擊,殲滅該敵于渭河以北黃河以西之背水陣上。為此目的,另調楊部一旅配合渭北各縣民團,配置在孝義鎮、龍陽鎮、蒲城之線,堅守圍寨,擾擊以并遲滯該敵及馮師行動,以便主力突擊。

  ⑶在藍田、商縣之間,由楊部兩旅及陳先瑞部,依托秦嶺以動戰與游擊動作相配合,遲阻李縱隊前進,以掩護紅軍主力得余裕時間轉用渭南方面突擊該敵。

  ⑷紅軍行動目前宜秘密集結于淳化、栒邑地區,準備能以三天行程,從三原趕到高陵的機動位置,依情況:A.或參加渭北決戰;B.或從藍田突擊李默庵,然后以主力向潼關迂回。

  ㈡西線:

  ⑴以王以哲、于學忠兩軍,從胡、關、毛、曾諸敵之東西兩側,紅軍一小部從胡敵后尾積極監視鉗制之。

  ⑵擬楊部一旅、騎炮一團在鳳翔、寶雞、隴縣地域監視漢中之敵。

  ㈢北線:

  以孫師一旅,警戒洛川三原線,紅軍一部對瓦窯堡、清澗線警戒,一部集中鄜縣,準備必要時向韓澄游擊,吸引馮部。

  ㈣以咸陽平涼線為后方,沈克師維持交通,并實行糧食資材的統制,西安多余物資,必要時向咸陽、邠縣輸送。

  四、由張、楊、周組成秘密三人團(張未回,何或王代)。并吸收各方高級人員參加討論,目前即以楊統一指揮。

  五、為粉碎敵方造謠中傷和分化起見,建議在戰爭開始時,紅軍番號及旗幟等即行改為抗日聯軍,如何請復。

  六、政治計劃另報。[15]

  這里根本就沒有半個字提及了西路軍,遑論給西路軍安排策應的任務!

  需要說明的是,數十年后有些人編纂的歷史文電中,將徐、陳1937年1月2~4日三天內從樂觀到悲觀大翻轉的兩份電報,選擇性地“遺忘”了!

  注釋:

  [1]《徐向前、陳昌浩關于占領撫彝高臺致中央軍委電(1937年1月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1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徐向前、陳昌浩、李特關于西路軍行動情形致軍委及總政電(1937年1月4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20~第92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中央關于西路軍在現地區留住一時期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6年11月18日18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88~第88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徐向前、陳昌浩關于各軍行動情況及加強九軍之措施致中央電(1936年12月9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09~第91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5]《軍委主席團關于西路軍暫勿再西進致徐向前、陳昌浩等電(1937年1月5日20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2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6]《西路軍軍政委員會關于實力及行動方針致軍委主席團電(1937年1月6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2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7]《周恩來關于四方面軍主力仍以打通安西為妥致毛澤東、朱德、張國燾電(1936年12月25日24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1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8]《軍委主席團關于西路軍行動方針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7年1月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2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9]《徐向前、陳昌浩關于再請求三十一軍、四軍向涼州進以夾擊敵人致中央電(1937年1月8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23~第92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0]《軍委主席團關于西路軍行動方針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7年1月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2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軍委主席團關于創造肅甘安根據地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7年1月8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2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1]《張國燾關于堅強信心獨立作戰致西路軍領導電(1937年1月8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2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2]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6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徐向前、陳昌浩關于各軍行動情況及加強九軍之措施致中央電(1936年12月9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09~第91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3]《徐向前、陳昌浩關于西路軍逐漸西移兵力部署致中央軍委電(1936年12月2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1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4]《周恩來、博古關于反對南京親日派進攻之作戰方針給毛澤東、張聞天等電(1937年1月4日20時)》,《中國共產黨關于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307~第308頁,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15]《周恩來、博古關于反對南京親日派進攻之作戰方針給毛澤東、張聞天等電(1937年1月4日20時)》,《中國共產黨關于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307~第308頁,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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