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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為何把《甲申三百年祭》列為延安整風運動文件?

2019-11-22 14:14:24  來源:福建黨史月刊  作者:簡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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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11月21日,毛澤東寫信給郭沫若,告訴他中國共產黨已把《甲申三百年祭》指定為整風文件,并說:“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希望郭沫若寫一篇太平天國的經驗,會很有益處。信中還指出:抗日戰爭應該是成熟了的民主革命,國際條件是很好的,國內靠我們努力,“我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么地方跑來;你看到了什么錯誤缺點,希望隨時示知”。

毛澤東為何把《甲申三百年祭》列為延安整風運動文件?

毛主席與郭沫若親切交談

  大文豪郭沫若撰寫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慶《新華日報》上首發后,引發朝野震動、國共交鋒,進而啟發了毛澤東,直至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共產黨的建設。摘編如下。

  《甲申三百年祭》讓蔣介石不快,卻讓遠在延安的毛澤東深受啟發,且發現了其巨大價值。據史料載,毛澤東在讀到《甲申三百年祭》寫李自成進京后因驕傲自滿和部屬腐敗而導致最終失敗之教訓時極為興奮,連連擊掌道:“好文章,好文章!”

毛澤東為何把《甲申三百年祭》列為延安整風運動文件?

  毛澤東如此興奮是有原因的。1943年至1944年間,正處于中國共產黨整風的高潮期,黨的中高級干部齊聚延安參加整風。這一時期,也是毛澤東就中國革命和黨的建設進行理論思考與創建的關鍵階段。因而,《甲申三百年祭》的問世及其所觸及的問題,恰好與他的思考相契合,這正體現出作為戰略家的毛澤東對歷史的敏感洞見和未雨綢繆、登高望遠的能力。

  一、啟發了毛澤東對中國農民革命局限性的深刻反思

  在《甲申三百年祭》里,郭沫若曾用較多筆墨敘述李自成的優長劣短。稱其武藝精湛、指揮有方、治軍甚嚴,規定官兵禁私藏金錢,經城鎮禁入住百姓家,除家室外禁與女人相處,等等。他歷來身體力行,不好色,不飲酒,不貪財,起義軍入駐京城之時,依舊是行軍裝束。可見,他能吸納眾才、得萬民擁護,歷經多年征戰,數破明朝圍剿,終成燎原之勢,乃至1644年(舊歷甲申年)農民起義軍攻占北京都絕非偶然。只可惜,進駐京城不久,他就被勝利沖昏頭腦,聽不進良言,亂政輕敵,軍紀渙散,以致首領生活腐化,宗派內耗日增,其結果是他創立的大順政權僅存40余天就以悲劇收場。

  事實上,毛澤東對李自成起義失敗原因的關注,早在1926年他主持廣州第六屆農民講習所期間就開始了。他在為學員講授“中國農民問題”時就曾提到明末農民起義。《甲申三百年祭》的系統總結,恰給了毛澤東思考如何加強正處于上升期的中國共產黨建設、防止驕傲情緒滋長以極好的歷史參照,他決定向全黨推薦學習。于是,他指示在延安《解放日報》全文轉載《甲申三百年祭》,并要求各解放區印成單行本作為整風文件進行學習。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學習和時局》報告時,特意談到他讓全黨學習的用心:“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同年11月,他還特意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

  由此可見,毛澤東如此重視對中國農民起義歷史教訓的總結,是基于對中國革命戰爭的性質與社會階級基礎的判斷,認為中國革命戰爭,實質上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戰爭,除了領導階級不同之外,同歷史上的農民戰爭有諸多相似之處,極有可能“重犯勝利時驕傲自滿的錯誤”。《甲申三百年祭》不僅啟發了他,也從歷史規律性上印證了他對中國革命和政黨建設進行理論與制度探索的必要性,證明中國共產黨不僅有“決不做李自成”的豪情,更有保持清醒、戒驕戒躁的自覺。

  二、啟發了毛澤東對中國革命艱巨性的現實思考

  為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中國共產黨經歷過風起云涌的革命高潮,也有過慘痛挫折,多次慘遭“滑鐵盧”。所有這些,毛澤東是記憶猶新且有不斷反思的。1944年4月,他在《學習和時局》中深刻指出: 【“我黨歷史上曾有過幾次表現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時北伐軍到了武漢,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忘記了國民黨將要襲擊我們,結果犯了陳獨秀路線的錯誤,使這次革命歸于失敗。第二次是在1930年。紅軍利用蔣閻大戰的條件,打了一些勝仗,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結果犯了立三路線的錯誤,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損失。”】

  他還講到了1931年在抗日運動中因驕傲所犯的第三次路線錯誤使革命遭受的挫折,以及1938年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因驕傲所犯的第四次右傾錯誤給革命帶來的損失。

  毛澤東的這些深刻總結,充分說明驕傲自滿對革命事業的巨大危害,也顯示出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善于反思歷史,從中吸取智慧和教訓的革命黨。

  三、啟發了毛澤東對黨的前途命運的長遠思考

  《甲申三百年祭》揭示了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最終失敗的一個規律,就是一旦勝利,領導層上下皆逐利、皆腐化。而對于農民出身的黨員占多數的中共來說,如何從政治上改造黨、防患于未然,毛澤東的思考也在不斷深化。譬如:1937年的洛川會議,經毛澤東提議中國共產黨把建立廉潔政府寫入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同年10月,毛澤東針對邊區政府槍決殺害青年的紅軍干部黃克功一案發表公開信,指出:共產黨與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如為赦免,便無以教育全黨,無以教育紅軍……1941年,他又親自修改《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專門加上“厲行廉潔政治,嚴懲公務人員之貪污行為,禁止任何公務人員假公濟私之行為,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等條款。

  因此說,《甲申三百年祭》被毛澤東列為整風運動文件絕非偶然,它對推動當時全黨整風是起了極其重要作用的。據一些老干部回憶稱: 【“差不多每個人都以李闖王進京失敗的教訓,聯系自己的思想作風作對照檢查,并且揭露出少數已經腐化墮落的人,純潔了革命隊伍;并從中懂得了‘不能忘記艱苦奮斗,繼續戰斗’的道理。”】

  此后,陜甘寧邊區相繼公布了《陜甘寧邊區政紀總則》、《陜甘寧邊區政務人員公約》、《陜甘寧邊區各級政府干部獎懲暫行條例》等法規,以逐步探索從民主法治上加強廉政建設的途徑。

  到了1945年中共七大前后,可以說毛澤東對廉潔政治、從嚴治黨的思考已日漸系統。正如他在中共“七大”報告中指出的,“我們的具體綱領即中國人民的現時要求是什么呢”,其中重要一點就是“要求懲辦貪官污吏,實現廉潔政治”。同年7月,毛澤東又與黃炎培在延安進行了著名的“窯洞對”。針對黃提出中共如何跳出“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的追問,他給出清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不言而喻,這些理論上的升華都與毛澤東從《甲申三百年祭》獲得的啟發不無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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