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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為什么不贊成“這個搞法”

2019-10-26 14:03:25  來源:紅歌會網  作者:林之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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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所周知,上世紀60年代四清運動中,中共最高層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導致后面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發生。這個事情在新中國建國史上占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其深層次的原因和評判有待更多檔案材料的披露,更需要歷史發展的檢驗,但有一條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搞法不同”。在最終使分歧公開化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毫不含糊地對當時四清的一些做法提出批評:“現在這個搞法同我們過去搞的不一樣。”“我們革命從來不是這么革的。”

  為了了解這個分歧的來龍去脈,有必要把四清開展的過程作一個簡要的回顧。

  針對人民公社運動中發生的共產風及官僚主義瞎指揮等現象,特別是像信陽事件那樣一些干部欺壓群眾,違法亂紀,草菅人命的嚴重問題,毛澤東在1960年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了整風整社、糾正“五風”的任務。1962年又發生了農村包產到戶的問題,毛澤東在當年秋天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了:“在全國城鄉發動一場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并在1963年二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確定了這項任務。

  1963年5月,毛澤東組織制定了《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史學上所稱的“前十條”,標志著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正式發動。

  1963年9月開始,毛澤東組織研究制定《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簡稱“第二個十條”),經過多次中央會議討論,并同許多省市負責人商議修改,于11月14日經毛澤東最后修改后發布。

  在這個階段,整個中共高層都在贊同毛澤東的意見基礎上形成共識。已當選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忙于國務,基本沒有參與領導,但也是持贊同的態度。1963年11月,劉少奇讓夫人王光美參加河北省委“四清”工作隊,下到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原定20多天的桃園大隊“四清”,搞了5個月,總結了一套“對敵”斗爭的經驗,即史學上所稱的“桃園經驗”。

  事情在1964年夏發生了變化。劉少奇開始關注“四清”。從6月開始,他前往11個省市巡視“四清”運動,并介紹“桃園經驗”。劉少奇對前一階段許多地方的“四清”提出了批評,認為“搞得不深不透”,“走了過場”,“過去一年多,我們在這個革命斗爭中間打了敗仗”。他在各地的講話都強調說,國內階級斗爭形勢比預想的更為嚴重,許多領導干部右傾,要反右傾。據時任江蘇省委負責人江渭清的回憶錄,“劉少奇同志脾氣大得很,他在山東已經發了脾氣,到合肥發了大脾氣,強調國內階級斗爭的嚴重性,提出四清運動中要反右傾”,江渭清本人也受到劉少奇的嚴厲批評。劉少奇還說:“我這次在各地的講話,實際上是批駁右傾機會主義,只是沒有戴帽子”。與此同時,劉少奇也對“第二個十條”提出了批評,認為那些“地、富、反、壞分子,犯了嚴重錯誤的干部,就利用這個第二個十條的許多政策規定來頂工作隊”。

  1964年8月5日,中央決定,“第二個十條”的修改工作由劉少奇負責,同時又決定,中央成立“四清”指揮部,由劉少奇掛帥。毛澤東對走上“四清”統帥位置的劉少奇的工作抱著支持的態度,對他提出的意見一般都批復同意;有不同意見時也以委婉方式提出。例如,對于“第二個十條”的修改,毛澤東讓秘書田家英轉告劉少奇:“第一,不要把基層干部看得漆黑一團;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隊集中在一個點上。”但劉少奇沒有接受。

  8月16日,劉少奇致信毛澤東,對農村社教運動的部署提出建議:“把各縣工作隊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隊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地委領導下集中搞一個縣。縣以下各行各業和城鎮的五反以及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都由工作隊統一包干或先或后地全部搞好。”8月17日劉少奇按自己的主張完成了“第二個十條”的修改工作(此修改后的十條簡稱“后十條”,篇幅大為增加),8月19日,劉少奇給毛澤東寫信推薦王光美“桃園經驗”報告,提議將這個報告轉發全黨。

  8月20日,華北地區的李雪峰、烏蘭夫、陶魯笳、劉仁、劉子厚等人向毛澤東反映了對劉少奇建議的不同看法,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但劉少奇仍然堅持自己的主張。之后,毛澤東又從各地反映的情況,包括自己的警衛員的來信,了解到許多群眾和工作組組員的意見,對劉少奇的做法越來越不滿。在1964年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批評,而劉少奇直到這個會議期間仍然堅持自己的主張,終于使這場分歧公開于中共高層,最終以毛澤東所主張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調整改變了劉少奇所推行的搞法。

  那么,劉少奇的搞法與毛澤東的搞法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劉少奇的搞法中最突出的一點就是強調整個運動必須控制在由上面派下去的工作隊手里。在他主持修改制定的“后十條”中專門列出一條,要求“在每一個點上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都必須要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隊。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這條與原來“第二個十條”中所要求的“工作隊的任務,主要是給基層干部當‘參謀’,出主意,進行指導和幫助,啟發基層干部善于分析問題,確定方針和辦法,而決不能包辦代替”是直接對立的,而“決不能包辦代替”正是毛澤東在修改“第二個十條”時親手加上去的。劉少奇在64年11月13日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的《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工作團的領導權限的規定(草案)》中再次強調:“中央認為,有必要加重工作團的責任,把所有縣的黨和政府的各級組織交由工作團領導。”

  由于強調整個運動都必須由工作隊領導,甚至要求“所有縣的黨和政府的各級組織交由工作團領導”,工作隊的力量自然不夠用,下去“一百一十萬人”也不夠用,所以不得不提出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的大兵團作戰方式,并且不顧毛澤東的批評,堅持“把大量工作隊集中在一個點上”。

  正是在這一點上,毛澤東表示了堅決的反對態度。他說:“搞運動首先是依靠群眾,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數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隊。工作隊也要依靠前兩者。一個縣二十八萬人,總要依靠二十幾萬人才能搞起來。”他嚴厲地質問道:“你只依靠工作隊,為什么不依靠那個縣的二十幾萬人?比如二十八個人中有一兩個是壞的,還有二十六七個是好的嘛。為什么不依靠這些人?”

  毛澤東的這個主張并不是后來才提出的不同看法。在1960年提出“整風整社”時,毛澤東就要求:“一定要走群眾路線,充分發動群眾自己起來糾正干部的五風不正,反對恩賜觀點。”對于犯嚴重錯誤的干部,“要由群眾撤他們的職,不要只由上級去撤。”在1961年發布的“農業60條”中,明確指出:“必須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加強群眾路線的教育,使全黨同志,首先是各級領導干部真正懂得,群眾的解放,要依靠群眾自己,不是依靠任何人的恩賜”。在制定“前十條”時,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做法,毛澤東說:“從基本上說,不是派人去的問題,而是依靠群眾,依靠省、地、縣、社的廣大干部。把廣大干部群眾發動起來,這是最主要的。”

  基本方針不同,具體做法也就不一樣。

  就以“發動群眾”來說,這一條在所有的四清文件中都擺在很重要的位置,劉少奇掛帥后也是多次強調。但是,怎么來“發動群眾”呢?

  劉少奇主張首先要“扎根串聯”,而且一定要當心不要扎錯了根。既然整個運動都必須在工作隊領導下進行,那么,該扎什么樣的根自然是由工作隊來判定,于是,工作隊隊員先要學習。毛澤東的一個警衛員寫信告訴毛澤東:“學了四十天文件,根本沒有學懂。”在這種情況下,工作隊員也就產生很多“怕”:“怕扎錯根子,怕住錯人家,怕干部搗鬼。怕這個,怕那個”,其結果自然是如毛澤東所批評的那樣,“學習文件四十天,不進村。” “集中了一萬五千人,搞一個小縣,二十八萬人口,搞了幾個月還搞不開。”整個“扎根串聯”過程,搞得冷冷清清,神秘化。有親歷四清工作隊工作的回憶錄寫道,就像在“在敵占區搞地下工作”。在這種氣氛下,毛澤東一貫倡導的“開調查會的方法”,自然就無法進行了。一些工作隊員在“反右傾”的壓力下,搞了過火斗爭和“逼供信”;有的群眾為了迎合工作隊的意愿,提供了假的情況,這都導致了擴大化和冤假錯案。

  毛澤東對這種做法很反感。他說:“過去歷來行之有效的開大會向群眾講明來意也不搞了,這次搞秘密工作了”。毛澤東所說的“過去歷來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直接把運動的目的,意義和政策交給群眾。他說:“一進村就宣布幾條,開門見山。一條是對社員宣布,我們不是來整你們的,我們是整黨、整干部隊伍,不是整社員。”“對干部也要宣布來意”,把政策交代清楚。實際上,從一開始搞“整風整社”的時候,毛澤東就指示各級黨委:“讓干部真正學懂政策,又把政策交給群眾,幾個月時間就可把局面轉過來”。在制定了“前十條”和“第二個十條”后,毛澤東又指示:“這兩個文件,要向全國農村每個支部發出二本,由縣委、區委、公社黨委領導干部負責向全體黨員和全體農民宣讀,要講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對農村和城市的地、富、反、壞、右,也要宣讀和講解這兩個文件”,“總之,要使全國人家喻戶曉,做一次偉大的宣傳運動。”

  毛澤東認為,共產黨的領導作用主要體現在宣傳、教育和啟發群眾,把運動的目的,意義和政策直接交給群眾,讓群眾起來,自己解放自己,如“二十三條”所說:“群眾需要解決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工作中有什么偏向,就糾正什么偏向。”那種冷冷清清,神秘化,“只在少數人當中活動”的做法,實際上是由工作隊去“運動”群眾,而不可能發動起由群眾自覺參與的真正的群眾運動。毛澤東特地批轉了廣東省委匯報的群眾對那種四清做法的反映。一位名叫“陳二妹”的貧農社員說:工作隊同志找貧農、下中農,成天跟著他,又問這又問那,一口氣問他很多問題,使得他害怕了。一位名叫“吳才添”的貧農社員說:對干部不要一下子打擊得太猛,現在貧農、下中農沒有人敢出來當干部,集體生產就沒有人領導,社員就像一盤散沙那樣,生產就搞不好。毛澤東很重視這些意見,批示中把這些反映實際情況的群眾稱作“我們全黨的老師”。針對那種“怕扎錯根子”,即害怕沒有正確地發現和依靠積極分子的想法,毛澤東說:“真正的領導人要在斗爭中才能看出來。你在訪貧問苦中看得出來?我不相信。”“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領導群眾起來斗爭,在斗爭中群眾會造出他們的領袖來”。

  其實,毛澤東的這些主張并不是什么新提出的方法,而是中共整個革命史所體現的基本原則,所以毛澤東稱之為“歷來行之有效”的方法。這個方法一直可以追溯到建黨初期的大革命年代。毛澤東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生動地描繪了人民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偉大歷史畫卷:“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毛澤東等共產黨人所起的作用,是通過《農民運動講習所》等方式,用先進的思想去啟發群眾的覺悟,播下革命的火種,點燃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的烈火。正是在那個如火如荼的群眾運動中,涌現和培育出中國革命的許多杰出人物。

  從根本上說,人民群眾“自己解放自己”,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馬克思說:“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自己去爭取。”“無產階級能夠而且必須自己解放自己。”“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中國共產黨正是遵循了這個原則才取得了革命的勝利。

  劉少奇在中共七大作的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后稱為“論黨”),也清楚地闡述了這個原則:“只有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真正的歷史是人民群眾的歷史。”“人民群眾自己的解放,只有人民群眾自己起來斗爭,自己起來爭取,才能獲得,才能保持與鞏固;而不是任何群眾之外的人所能恩賜、所能給予的,也不是任何群眾之外的人能夠代替群眾去爭取的。所以恩賜的觀點,代替群眾斗爭的觀點,是錯誤的。”應該說,劉少奇的這個報告是講得很精彩的,這個報告贏得了全黨的贊許。劉少奇在安源煤礦工人大罷工的斗爭中也曾實踐了這個原則,所以,在那次關于四清的爭論中,毛澤東在講“要那么多工作隊干什么?”時,特地扭過臉問劉少奇:“你在安源不就是一個人去的嗎?”

  問題就在于:共產黨在取得了政權、成為了執政黨以后,還要不要繼續遵循這個原則?歷史上資產階級的政黨在依靠民眾推翻封建制度成為執政黨后馬上就把自己看作是老百姓的統治者,把人民群眾看作統治和控制的對象。蘇共也未能擺脫資產階級政黨的影響,由脫離群眾而形成高踞于群眾之上的特權階層,最終被民眾所拋棄。中國共產黨是不是也走這樣的路?還要不要、能不能繼續保持革命戰爭年代所形成的與廣大人民群眾休戚相關、魚水相融的關系呢?還相不相信馬克思關于人民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原理呢?從實際情況看,毛澤東一再批評的脫離群眾的衙門作風和工作中瞎指揮的官僚作風,說明相當一部分共產黨干部在掌權后漸漸地把為人民大眾打天下的“初心”變成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思想,把自己擺到了高踞于群眾之上的位置。

  然而,毛澤東不是這樣,他對人民群眾是歷史主體的思想始終不變。1964年1月,毛澤東接見外賓。當外賓談到毛澤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政治家和革命思想家時,毛澤東說:“我沒有什么偉大,我和你們一樣。我們是站在人民之中,不是站在人民之上。我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不是剝削者的兒子,不能擺官僚架子。”可見,即使成為了國家的最高領袖,毛澤東仍然把自己視為人民中的一份子而不是高踞于人民之上的特殊的“偉大人物”。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毛澤東的這句名言,絕不是一句官樣套話,它根植于毛澤東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滲透于毛澤東的所有言行。

  毛澤東在四清中一再強調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和干部,一再提醒各級領導不要把打擊面擴大了,也是與此緊密聯系的。人民革命,人民政權以及人民民主專政的合理性與正義性就在于:它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人對極少數壓迫人民的人所進行的斗爭。占人口絕大多數民眾的擁護構筑了共產黨執政無可置疑的合法性。然而,人民,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他是由千千萬萬,生動具體的個人所組成的。歷史的實際情況總是這樣的:先進分子只占人民中的一小部分,大多數群眾都可能有這樣那樣的缺點毛病,也可能在相當長的時期處于不覺悟的狀態。如果對這樣的群眾處處設防,不敢依靠,那么,“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只能成為一句空話;如果把這樣的群眾也作為打擊的對象,那么,“革命”就失去了它的合理性和正義性。

  毛澤東的主張是:第一,不準整群眾。從四清一開始,毛澤東就說:“‘五反”不要搞到工人當中去,但對工人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提高工人階級覺悟。對小偷小摸,主要是正面教育。”在“二十三條”中,明確規定:“不論在什么社隊,不論在運動中或運動后,都不許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員群眾。” 第二,在廣大群眾與掌權的干部之間,矛盾的主要問題在干部一邊。要解決“不正常的干群關系”。“前十條”指出:“目前社、隊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這種矛盾主要是干群之間的矛盾”(毛澤東批示原文是:這種矛盾“亦即干群之間的矛盾”)。所以,毛澤東主張“一進村就宣布幾條,開門見山。一條是對社員宣布,我們不是來整你們的,我們是整黨、整干部隊伍,不是整社員。”第三,對廣大基層干部,“必須以教育為主,以懲辦為輔。”“小隊、大隊、公社干部,無非是大、中、小、無,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沒有的。貪污幾十、百把塊,兩百塊的,你們自己講出來,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眾批準,拉倒!其他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大的怎么辦?坦白退賠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塊的也可以赦免。表現好的,群眾同意的,還可以當干部。” 這里強調,對犯錯誤的干部該怎么處理,必須尊重和聽取群眾的意見。總的方針是:在實現兩個“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基礎上,打擊“那些最壞最厲害的”的敵人。在整個過程中,共產黨的一個重要職責就是對廣大群眾和干部,特別是占人數眾多的處于中間狀態的群眾和干部進行教育。所以,毛澤東從一開始就規定,四清是一場“重新教育人的斗爭”,毛澤東認為,現實中存在的許多問題,特別是干部“絕大多數不懂社會主義”的問題,“責任在誰呢?在我們。我們沒有教育嘛”,他相信,“社會主義教育,干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

  四清中如何對待地富反壞的子弟是一個曾經引起爭議的問題。這些人本身并沒有歷史上的罪惡,如果在現實上沒有危害人民群眾的行為,那就應該屬于“人民”的一部分。在“第二個十條”中,專門規定了“正確地對待地主、富農子女問題”的政策,可是修改后的“后十條”卻認為他們“大多數人同自己的家庭劃不清界限”,由此加上“地主、富農的子女,一律不能擔任本地的基層領導干部,一般也不宜擔任會計員、保管員、出納員、社隊企業和事業的管理人員等重要職務”的歧視性條文;甚至提出“對于同地主、富農子女通婚的黨員、團員、基層干部和貧下中農,必須加強教育,要他們提高警惕”,“如果這些人嚴重地受了這方面的壞影響,就必須嚴肅處理,特別嚴重的,還要開除黨籍、團籍和撤銷干部職務”。這種片面強調階級出身的做法,實際上是把一大批本應屬于“人民”范疇的群眾(地富子弟以及與地富有家庭聯系或社會關系的人)推出人民的隊伍。毛澤東一直不贊成唯成分論。他說:“成分還是要看的,但不要唯成分論,看表現,地主、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背叛地主、資產階級就可以了。” “地富本身有左、中、右,地富子弟更有左、中、右”;民兵,“地富子弟進步的也可以要”,貧代會,“地富子女表現好的也要有代表參加”。這里,毛澤東連地富本身也認為有左、中、右的區別,他說:“真打起來他們會分化的,一部分組織維持會,插白旗,殺共產黨,一部分跟我們走。地主、富農、資本家也會分化,不會全部跟敵人的。”這就是說,即使是原來的地富,只要愿意跟著共產黨走,也應該團結在“人民”的隊伍之內。所以在四清一開始,毛澤東就把“已經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殘余、富農分子”也明確列為團結對象。1966年八屆十一中全會毛澤東主持制定“十六條”,在“堅決執行黨的階級路線”這一專門列出的條文中是這樣闡述的:“黨的領導要善于發現左派,發展和壯大左派隊伍,堅決依靠革命的左派。這樣,才能夠在運動中,徹底孤立最反動的右派,爭取中間派,團結大多數,經過運動,最后達到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這就更為清晰地闡明了毛澤東主張以一個人現實的政治表現來分清敵我從而團結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思想。

  1965年年初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黨的兩位最高領導人的公開分歧,使在座的高官們大為震驚,但他們似乎都沒有意識到這個分歧的嚴重性,因為他們覺得,兩位領導人都是主張要搞“四清”的,只不過是方法不同,或者是“不尊重領袖”的態度問題。

  可是,毛澤東不是這么看的。他很早就說過:“很多人對于官兵關系、軍民關系弄不好,以為是方法不對,我總告訴他們是根本態度(或根本宗旨)問題,這態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在后來又一次涉及“工作組”問題時,毛澤東說:“什么群眾路線,什么相信群眾,什么馬列主義,都是假的。已經多年如此,凡碰上這類事情,就爆發出來”,言語之間,可以看出那位曾經做過“論黨”那樣的精彩報告而被寄予厚望的人在毛澤東的心目中已經失去了原來的光彩。

  “方法之爭”,其內涵與實質遠不限于方法本身。透過“方法之爭”,我們可以從一個更具體的入口走進偉人的精神世界,感悟他世界觀與價值觀的精髓。

  林之辛 2019.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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